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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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有过两次方法热。第一次是“五四”时期，时贤喜欢谈论科学方法。第二次是80年代中期对文学研究方法的热烈讨论。“五四”之后至新中国以来，我国文论中的文艺反映论处于核心地位致使方法论意识淡薄，文艺学方法论著述基本阙如。改革开放提倡文艺的“开放化”以及“现代化”“多元化”，方法论变革势在必行。1985年的“方法论”年成了我国文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起始点，发展中呈现建设的趋势。“文学研究方法论”覆盖不同层级和对象的各种研究方法。本文梳理和叙述方法论发展中的建设过程及其三个阶段。“阶段”性叙述为清晰便利的权宜之计。各阶段间实际处于交集与交错状态。

第一阶段：一般性文学研究方法论

改革开放40年之际，学界曾系统地总结与反思1985年方法论热。朱立元教授对“方法论”年讨论的六方面主要内容有过基本概括。分别为：自然科学方法论(以老、新三论为核心)的借鉴和引进有无必要性以及合理性的讨论；文艺学美学尝试运用新方法论的得失以及如何给予客观、全面评价的讨论；文艺学方法论的多层次性及各个层次关系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文艺学方法论多样性关系的讨论；文艺学方法论与文学观念之关系的讨论，包括文艺本质观念的论争；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等等。历经岁月淘洗，如今前两方面内容早已不是问题；三、四方面涉及本文多层次及其关系问题，作为基本原理必定渗透和贯穿发展历程之始终；五、六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成定势。夏中义说过：1985年“蕴结着百年文论思维所以会发生转型的思想史密码。”[1]对此，朱立元说：“我们认为，这一论断十分精辟、深刻。由此看来，此’方法论热’又是超越时代、面向未来的。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意义上指引、规约着当代文艺学美学问题域及创构探索的路径和趋向，其影响至今仍然没有过时。”[2]后来的事实印证了上述预测。陈鸣树教授概括了方法论的三大类成果：“一类是译介当今世界上出现的新方法；一类是试着运用新方法研究我国自己的文学现象；一类是试着编著新方法的教材或专著。”[3]就第二类成果，陈鸣树列举了鲁枢元用心理学方法研究文学，林兴宅用系统论方法写出了颇为引人注目的《论艺术的魅力》《论阿Q的性格系统》。黄子平用原型批评方法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等。细品这些批评，都是批评家运用自己熟悉也感兴趣的方法，批评某位作家或者某部作品及作品人物等。当时学者们阅读、熟悉而且有兴趣的，既有上世纪20年代初译介到中土的精神分析学、新批评理论、现象学等理论，也有改革开放之初首次译介到中土的西方理论。西学理论的译介日益增多，批评方法随之多样化起来。今天看得很清楚，方法论热的历史性机遇铸就了批评的实践/理论双重属性。实践属性自不必说，理论属性缘自批评实践强有力地展示了理论转换为方法的魅力！是如此富有说服力！就第三类成果，陈鸣树列举了198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版的傅修延、夏汉林合著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199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的赵宪章的《文艺学方法通论》，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的胡经之、张首映合著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的陈晋的《文学批评世界》，以及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的陈鸣树的《文艺学方法概论》等。这类方法论研究成果提供到教学中非常及时和必要。特殊的发生语境导致了第一阶段的若干特点。

特点之一，极大的外延性中追求普适性原理。

此阶段融合了学术界的译介、学习、理解和传播，学者们自觉运用方法的批评实践，以及系统的学术梳理，突破了原本旨在更新文学美学观念的方法论研究，形成了实际的文学研究方法论态势，体现了极大的外延性：既不限定对应具体国家和民族文学的研究方法，也不限定研究对象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中的某一个。原因在于学术界和批评界对于方法真是求贤若渴啊！应对各种文学研究对象的需要，方法论研究自然趋向极大的外延性，这潜在地要求着方法的基础性理论，有基础性才有普适性。学界为此做了大胆不懈的努力，陈鸣树的《文艺学方法论》可为代表。他提出了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任何学科通行的方法论基本原理，阐述并概括为：原理一，“方法的对应性和两极否定原理”。即“方法的适应性应以是否适应研究对象为基准，方法的适应性是方法的基本命题”。“方法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工具，它通过两极否定作为中介，一是否定表现在目的里的直接的主观性；一是否定表现在方法里的直接的客观性。”[4]原理二，“方法的层次性原理”。即“认识是分层次的，认识的层次性决定方法的层次性。……文艺学方法就其所从属的思维方法而言，也可以分为感性的经验方法、知性的分解方法和理性的辩证方法三个层次”[5]。原理三，“方法的互补性原理”，即“对文学的整体性的把握需要动用各种方法，需要各种方法的互补。在互补中，有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