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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

被《诗品》的作者钟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称号千余年来为人们所认同，并在史上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陶渊明生活道路及田园隐逸诗的研究，评价其成就和对唐宋时期文人生活、思想及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他的一生从东晋到南朝宋，再算上中间由桓玄建立的楚，总共经历了3个朝代，10个皇帝。他在世的那63年真可谓战乱不断，夺频仍的时代。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可见儒家虽然力主以仁义之道治天下，但并不排斥隐逸，不卑视贫贱，在特定的战乱、昏暗的现世条件下，他们是可以不耻贫贱，追究隐逸的。更何况本来就主张“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老庄思想。陶渊明的生命矛盾、生活抉择和创作正是植根于那个战乱的时代，也是在儒、道、玄学思想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交合影响下形成的。

陶渊明的一生从起初的出仕到最终的归隐，前前后后共经历过四五次反复，也就是说他是在经过一段个体的亲身的生活实践之后，才探索到了一条弃绝官场躬耕田园的隐逸之路的。让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陶渊明五次出仕的目的及四次归隐的原因。

首次出任州祭酒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第一次出来作官，开了他短暂的仕途生涯的第一页，这一年他29岁。关于这一次作官的目的和辞官归隐的原因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极为简单而明确的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也曾经追述过自己这段初仕时的心情：

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下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愿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

陶渊明8岁丧父，12岁庶母卒，“弱年逢家乏”，早年家道衰落。他因家境所迫，告别了“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的生活而“投耒去学仕。”他的这一次出仕更多的是出于物质需求下的无奈，而不是源于深切的济世之心。时间不长，他却自动解职而归了。从“不堪吏职，”和“志愿多所耻”两句中，我们隐约可以体察到这段短暂的州祭酒生涯给陶渊明带来的精神磨难。森严的门阀世族制度、官场中无情无耻的倾轧，这一切对于依恋于人的本然性，“总发抱孤介”的陶渊明来说肯定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的辞官回家也就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了。此后在家一闲就是五六年，“躬耕自资”成了他此间的生活主题。

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军幕

直到晋安帝隆安三年(399)，陶渊明35岁时，入桓玄军幕，方才重返仕途。陶渊明依其个人的政治价值取向决定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人物手下任职，实在是一个不平常的抉择。桓玄，出身出东晋的第一流士族桓氏。其父桓温在晋穆帝永和元年曾为荆、司、雍、益、梁、宁六州都督，荆州刺史，曾三次北伐，平定西蜀，收复洛阳，取得很大威望。又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为帝。他执政30年，权倾朝野，与各士族有广泛的联系。他广揽人才，谢安、谢玄、王垣之等均受其重用，文人袁宏、伏滔、画家顾恺之等也都曾在其门下效力，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在其列。这位被陶渊明赞为“行不苟合，言无夸矜”的孟嘉长期为桓温僚，任其长史，唐人修《晋书》时将孟嘉的传紧附在桓温之后，可见其关系之密切。陶渊明在赞扬外祖父孟嘉之时，对于桓温的功绩和才能也一定相当熟悉，以这样一层旧有的社会关系而进入桓玄军幕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桓温死时，桓玄只有五岁。长大后袭父，作过一些小官，心里很不得意。而此时朝中军政大权已落入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手中，“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司马道子又重用臣王国宝、王绪，致使政局更加昏暗，官以贿迁，民不堪命。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州刺史王恭联合殷仲堪、桓玄抗表京师要求讨伐王国宝，反对会稽王司马道子擅权，晋朝内乱愈演愈烈。在各世族之间忙于争权夺势与晋皇族对抗之时，桓玄也依靠父亲桓温的关系网，以拥戴晋王朝反对司马道子为号召，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于隆安二年(398)出任江州刺史，成为各世族联盟的盟主。在当时的形势下，欲挽救晋朝的危机，人们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位出自元勋之门的年仅32岁的桓玄身上。况且，桓玄本人不仅以雄武著名，而且又以能文见称，《晋书·桓玄传》说他“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著有《周易系辞注》二卷，集四十三卷，要集二十卷，今传尚有《凤赋》、《鹤赋》。他的批判佛教、限制寺院经济发展的主张，对后代影响很大。陶渊明便是在隆安三年(399)投至桓玄的军幕之下，以期实现他的“大济苍生”的生命价值意念。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人的社会历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间的那种常见的矛盾，也蕴含在陶渊明的仕途抉择的全过程中。而此时的他在现实环境的鼓动下，恰好把天秤偏向了人的社会历史性这一方，正是儒家思想中那种济世安民和成就功名之心使陶渊明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