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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避难所假说

(PollutionHavenHypothesis,PHH)污染避难所假说的雏形最初是由Copeland和Taylor(1994)研究北南贸易和环境的关系时提出的。其要旨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自由贸易的结果将导致高污染产业不断地从发达国家迁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一般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因而这些国家通常会实施相对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执行较高的环境管制标准,这无疑会推动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于是,与环境管制较为严厉国家的竞争者比较而言,环境标准较低国家的厂商将获得明显的成本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肮脏产业.(DirtyIndustries)自然就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结果便是后者成为前者的污染避难所.。污染避难所效应及其争论从贸易理论上看,一般认为,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世界范围贸易壁垒的下降必然会使各国环境管制等方面的差异在影响贸易活动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如采用不同的环境标准和环境管理方式来影响贸易类型等,这些差异会推动比较优势的形成。因此,担心污染行业在那些环境管制松弛的发展中国家积聚甚至形成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如今,建立在这种担心基础上的污染避难所假说等理论观点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阵营。例如,就环境管制标准而言,污染避难所假说就认为,较高的环境标准和较严厉的环境管制措施会损害国内相关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于是,那些实施较为松弛环境标准的国家就会吸引更多的对环境敏感的外国直接投资,从而推动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最终成为污染的避难所。污染避难所假说涉及诸多因素,其中的逻辑关联错综复杂。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污染避难所假说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其中有的观点和研究结论甚至截然相反：1Antweiler等人为了研究国际贸易对世界环境的影响，将贸易的规模、技术以及构成对环境的不同影响进行了区分，并以二氧化硫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发现国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因贸易产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他们还探讨了贸易开放度对世界环境的影响，得出了开放度更高的贸易将对环境有所改善的结论。与此观点相反，Copeland和Taylor的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将使发达国家的高污染产业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迁移，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2Taylor(2006)的研究把污染避难所假说细分为五类情形:一是国家的特征决定环境管制;二是环境管制影响生产成本;三是生产成本影响贸易或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动;四是这些流动会影响到污染、价格以及收入等变量;五是污染、价格以及收入的结果又会反过来对环境管制施加影响。3k污染避难所假说意味着贸易活动可能引起跨境污(TransboundaryPollution)问题。Merrifield(1988)较早构造了一个两国模型,研究了两个国家间存在资本流动以及跨境环境污染的情景,并分析了若干污染减排策略的福利效应。Ludema和Wooton(1994)研究了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相互间的作用及其福利涵义,Ludema和Wooton(1997)拓展了之前的研究,将管理费用和污染减排方面的不对称信息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中,以分析合作和非合作贸易和环境政策的福利含义。Copeland和Taylor(1995)证明,有关国家联合起来所进行的污染减排可以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与减少污染相联系的收入转移则可提高福利水平。Copeland(1996)还提出一个污染内容关税.(PollutionContentTariff)的概念,这种进口关税的大小由进口物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数量决定。Hatzipanayotou等人(2002)证明,通过北方对南方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等,跨境外部性效应的存在不仅不会影响到北方的福利状况,而且还能降低实际的净污染水平从而使福利得以增进。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也可以得到较好的证实；我国目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一些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有法不执”——虽然环保部门提到了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项目均超标的事实，但最后的结论还是同意了跨国公司的项目。跨国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是“污染避难所”假说的一部分，为了利润自甘成为污染避难所也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到目前为止这只是让我国环境状况相对恶化，并没有很明显地体现出其福利效应。（当然，这与我国地方政府的分权模式以及本国企业自己的污染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