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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及其城市空间的“混生性”特征

本文从对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媒介中的混生特征入手，探讨了同时期上海典型

城市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内在文化根源，并将其概括为混生性，即某种多元混杂的

移民社会背景下必然产生的文化特质，并认为它是社会个体在多元混杂的社会背

景下力求标示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必然选择。

1928年的《良友画报》封面特别能帮助我们揭示近代上海独特的城市文化

语境：一位身着中式小袄旗袍的封面女郎，她的妆容和首饰是传统的，但是却搭

着时髦的毛皮围巾、穿着洋派的高跟皮鞋；旗袍的搭扣和小袄的绣花图案是传统

的，但是袖子的格子图案却是现代简约的；杂志的中英文封面是现代的，但是照

片拍摄的场景却是传统的……。这样的要素混杂方式既不同于混合前的任何成

分，也不是这些符号的简单并置，而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化学反应”。我们将

这种因混合而产生的独特氛围与创造性概括为“混生性”。

混生性是对近代上海典型文化创新特征的概括，是在多元混杂的移民社会中

形成文化独特性的必要途径。所谓混生，强调多元背景下的文化的混合与创新成

果的独特性。同时，混生性还强调外来势力占主导，在本地文化传统基础上，依

靠吸收和利用外来元素创新的社会能力，是一种在冲突竞争本质下相互协调的能

力。

混生性来自多元开放的语境下个人感知的不确定。一元社会容易产生相同的

必然性反映，即共识。但也会导致感知的僵化和创造力的匮乏。而在多元混合的

语境下，则总会感受到自我认识的不完整和全面的世界现实之间的冲突。多元背

景下的含糊与不确定造就了现代文明的危机，但也同时成为拓宽思路、激发创意

的刺激物。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曾经指出，多元开放系统下

感知的含糊性为在习惯方式之外了解世界提出了新的可能，进而产生创造力：“知

觉存在的每一种状态都有一种范围，它随着知觉联系的改变而改变，随着发展阶

段的改变而改变……客体被实际感知到的侧面暗示观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尚未被

感知的侧面，这些尚未被感知的侧面有可能成为接下去感知的组成要素，这样一

个连续的投射过程，使知觉的每个阶段都具有一种新的意义”（Husserl，1953；

转引自艾柯，2007：152）。在多元文化共存的情况下，其它文化系统的相近成果，

必然相互影响，成为变革固有一元生活方式的参照和因借。因此在现代文明的多

元化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带有其它文明创造的痕迹，但创造的过程和结果仍

然隶属于自己的文明系统。

在向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上海形成了所谓“三界四方、浦东浦西的

分割城市”格局。上海租界与华界的“多元势差格局，……一切都是割裂的，一切

都是重叠复合、多元异质的，……从根本上制约与规定了上海现代化区域与生活

方式的差异。”（忻平，1996：33）。这种城市割裂、多头管制的局面一度造成了

上海城市和社会生活的混乱，但却在另一方面成为促进上海都市文化变迁的催化

剂。新型的世界观念、民族意识、市民意识、文化生活和社会习俗乃至建筑风格，

都在这种混同了西方物质文明和体制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产生。如早期的兰心大

戏院，主要满足在沪侨民的观演需求而承演西洋戏剧，但当这种新颖的演出形式

通过剧场这一同样新颖的空间形态，而非戏园，呈现在近代上海本土观众面前的

时候，剧场呈现出的背景设置、表演形态及其由观演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产生的

视觉冲击可想而知。于是，这样多元冲突的独特空间体验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戏

剧的变革创新①，成了培育文化创新的场所。上海戏剧和戏剧空间的发展就是一

个在传统戏剧基础上不断融合西方技法、布景、道具而不断创新的过程。位于南

市区的新舞台最早由李平书等人在十六铺创建，其创办宗旨就是为了振兴华界南

市地区的戏剧市场，抵制租界文化势力侵袭。但是在演出的安排组织等各个环节，

它又是全面模仿西方，施行了对传统京剧的改良。如在舞台技术上，他们亲自约

请日本的布景师的木匠同回上海，布置新式舞台布景和灯光制作技术，并且设计

了布景转台，改善观演条件。在剧目安排上，将西方剧场的售票制引入新舞台，

废除传统不合理的案目制，通过市场手段灵活安排演出剧目。在内容设置上，他

们紧随时代潮流，将文人编剧推进到舞台实践，创造时装京戏；还借鉴新剧，首

创以京剧演西洋戏的表演形式。（上海通史·卷6，1999：436-439）而这，也促使

它成为华界第一个将传统木柱方形戏台改造为镜框式月牙形舞台的新式剧场。

上海的石库门也是典型的依靠混生形成的地方标识性特征的典型空间形态。

如建于1914年的宝康里的石库门和过街楼门廊的形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