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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叙事结构特征

《》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为背景，以兼具抒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中国传统小说多重视故事的讲述与结构的营造，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系列“湘西小说”，对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亦颇具特色。例如，沈从文在他的小说《边城》中，用简洁质朴的文字描绘湘西人民种种生命形式，寄寓了作者对民间文化、乡土文明、乡下人性的探索和认识，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赞美与追求，为现代文坛筑起了一个神奇优美的“湘西世界”，而且在继承古典小说叙事方法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突破，形成了小说自身独到的多重叙事结构特征。例如，古典小说中的重复多为情节上的重复，而沈从文则重视事件场景、语言和某些象征性意象的重复。这种叙事策略既可以取消读者对小说内容的陌生感，又进一步深化了小说主题。从艺术上讲，《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它从本质上整体地体现了作家的文艺理念和艺术追求。关于《边城》的结构，先生曾经说过：“《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有鉴于此，本文专就此小说《边城》中的叙事结构特征略加剖，借以观照沈从文小说创作艺术特质之一隅。

首先，在情节的构筑上，《边城》运用了重复叙事的结构模式。众所周知，传统的小说是讲究叙事的，而沈从文小说的创作却往往突破原有的情节叙事模式，淡化情节，强调感情的渗透，注意凝结诗意。加强作品的含蓄性，扩大了小说艺术表现空间。表现在小说《边城》中，则尤其十分重视事件场景的重复，以此来增强小说的诗化意蕴。简言之，事件场景的重复是沈从文《边城》中惯用的叙述模式，比如端午节赛龙舟的场景重复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描写翠翠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会上与爷爷走散，遇见了船总顺顺的二儿子送，送派人将翠翠送回家，两人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朦胧的好感;第二次，翠翠为了不能忘记上个端午节遇见送的“甜而美”的经过，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上去看赛龙舟。天突然下了雨，为避雨，祖孙两人到船总顺顺家，没有见到送却遇上了大老天保，这就为日后兄弟两个去碧溪姐唱歌埋下了伏笔。端午节场景第三次出现时，翠翠还一直“温习着两次过节、两个日子所见所闻的一切，心中很快乐”时，听闻送要娶有碾坊陪嫁的王团总女儿。这对翠翠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她对送的爱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生长了。于是当送与翠翠热情打招呼时，翠翠“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作家通过这三个相似的端午节场景记录了翠翠与送感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既是作家将自己的人物安插在写意的风景画里的一种策略，又十分巧妙地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简单重复叙事手法的不足。

重复叙事结构还体现在小说中出现的三次死亡事件上。这三次死亡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实则有深层的内在联系，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这三次死亡事件的总根源是翠翠父母的自杀身亡。翠翠的母亲和一个军官恋爱，但却不能自由地结合，于是双双殉情而死。他们最终选择死亡乃是维护生命的尊严，死亡是他们自主选择的一种生命方式。沈从文把他们的死亡极度诗意化，在诗意的氛围中展示出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翠翠父母的死产生一种悲剧性的连锁反应。老船夫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孤维的责任，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对翠翠的婚事总是犹豫、小心，以防女儿的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老船夫的这种谨慎又导致天保遇难身亡，天保之死又导致送出走，最终自己也抱憾离开人世。死亡事件通向《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彰显出边城的理想生命形式及其无可挽回的悲惨结局，由此形成了《边城》田园牧歌与悲剧挽歌的双层结构。

其次，围绕翠翠的爱情这一主线，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其间穿插着另外两条线索，尽管故事并行交错，但其脉络十分清晰，使得小说的情节更生动、丰富。翠翠的爱情故事是小说的主线，几乎贯穿小说始终，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脉络清晰。此外，围绕翠翠的爱情，小说还叙述了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天保兄弟的爱情故事等。纵观其文，小说本身是从翠翠母亲的故事开始的，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发生于15年前，美丽、多情、善唱山歌的母亲，认识了一个唱歌第一名的茶军人。两人在白日里对歌，很秘密地背着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