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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下)

四、叶适思想的要点与价值

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浙东实学中最具系统性，而其集大成者叶适的经济思想

具有典型意义。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

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历仕京外，曾

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屡奏言复兴，要求抗金。《宋史•叶适

传》称“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开禧北伐时，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战

功；又在江淮屯田练兵修垒筑堡，防御金兵进犯；到韩佗胄败后，他因“附会

用兵”被革职。叶适倡导“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他批评

“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

主张“黜虚从实”，修实政、行实德、实事实功(22)。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艮

斋学案》的案语中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

行，足以开物成务。”实际功效是衡量道义正确性的指标。

就学术渊源看，一般认为永嘉学宗二程，有永嘉先辈周行己、许景衡、郑伯熊

等，经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实事实理”学风，到

叶适而永嘉实学蔚为大观。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

（《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

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序录》）他认

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叶、蔡宗止斋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

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宋元学案》卷53

《止斋学案》）为叶适立学案，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

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

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叶适引

留茂潜语：“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

（《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学术流脉固然重要但不易说清，且思

想家的不宜仅以此为据，故宜较宏观性把握。叶适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

大薛、陈而集永嘉学之大成；其学术是有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

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东南地域经济结合的产物。当时，孝宗朝既有

战争威胁又相对稳定，要励精图治就要务实空谈无用，这也是时局的需求。另

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荟萃东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众多学派并存的生动局

面，具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与“流风相接”，加上他任官务实的经历等

等，对永嘉实学之大成均起作用。

叶适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与朱熹有联系，又与浙东其他学派有来

往，他推崇陈亮，为之铭墓志、序文集，他们被朱熹指责为“若永嘉、永康之

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122）早年他还在朝中

为朱熹进言说话；在《进卷•管子》中，指责管仲始坏王政，“以利为实，以

义为名”（《水心别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年）的《廷对》中他提

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

政，与群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水心别

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则明显变化，反对空谈倡言功

利。此书“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习学记言

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对对传统思想的系统反思。

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突出于其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特征，并

且较为全面系统，所及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23)以下要点较为集中地

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

①义利观

事功实学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

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

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

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

修正。叶适解释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

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

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其后曰‘何必

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

分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

序目》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