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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检测技术在辅助生殖中应用的若干伦理问题思考

【摘要】基因检测技术在辅助生殖领域的应用，如植入前遗传学检测和携带者

筛查，为不孕不育夫妇提供了更多生育选择，并在遗传病防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显著提升了生殖健康水平。然而，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诸多伦理挑

战，包括嵌合体胚胎移植的不确定性与生育权的平衡、检测染色体倒位携带者的

成本效益争议、多基因遗传病筛查的预测准确性及伦理边界问题，以及携带者筛

查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过载、知情选择权受限、筛查范围争议及医疗资源不均

等伦理挑战。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负责技术应用

的伦理审查、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平衡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并促进社会公

平性。本文通过探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携带者筛查等技术应用于辅助生殖

时带来的伦理挑战，并基于伦理原则框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推动基因检测技

术在生殖医学中的规范化应用。

【关键词】基因检测；生殖技术，辅助；伦理学，医学

基因检测技术在辅助生殖中的应用已经成为现代生殖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世纪70年代末体外受精（invitrofertilization，IVF）技术首次问世

以来，辅助生殖技术迅速发展，为不孕不育夫妇提供了更多生育选择和希望［1

-2］。通过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genetictesting，PGT）技

术可针对染色体数目异常［3-4］、染色体结构异常如罗氏易位和复杂染色体结

构重排［5-6］以及单基因遗传病如囊性纤维化和地中海贫血等开展检测［7-8］，

筛选不携带相应遗传学异常的胚胎进行植入，在胚胎筛查、遗传疾病预防以及生

殖成功率提升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9-11］。

近年来，出现了关于多基因胚胎筛查（polygenicembryoscreening，PES）

的临床研究［12］，该技术通过风险评估选择多基因病发病概率相对较低的胚胎

进行移植，以降低后代出生发育缺陷和罹患多基因疾病的风险。此外，针对备孕

夫妇的携带者筛查技术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携带者筛查技术利用PCR、二代测

序等遗传学技术检测备孕夫妇是否携带遗传病致病基因变异，旨在评估其生育后

代患单基因遗传病的风险。针对有生育风险的夫妇，可行PGT筛选不携带致病变

异的胚胎，降低遗传病患儿出生率。

然而，随着这些技术的快速普及与拓展，在临床应用中提升生殖健康水平的

同时，也带来了伦理争议，需要从伦理原则出发审慎权衡利弊。例如，胚胎植入

前非整倍体检测（PGTforaneuploidy，PGT-A）在检出非整倍体胚胎的同时也

可提示嵌合体胚胎，若未经充分的遗传咨询，可能导致错误淘汰嵌合体胚胎，而

在特定情况下过度淘汰嵌合体胚胎可能剥夺患者的生育机会。植入前染色体结构

重排检测（PGTforchromosomalstructuralrearrangement，PGT-SR）对改

善染色体倒位携带者生殖结局的作用可能有限，反而增加了其经济负担，并造成

医疗资源的错配和浪费。PES技术虽旨在降低后代患病概率，但多基因评分模型

的准确性差、疾病外显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低风险”阈值的界定标准均存在争议，

若盲目推广可能引发过度医疗化生育选择。携带者筛查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信息过

载、知情选择权受限、筛查范围争议及医疗资源不均等伦理挑战，可能导致不必

要的干预，违背“避免伤害”的伦理原则。本文旨在探讨PGT、携带者筛查等技

术应用于辅助生殖而带来的伦理挑战，并基于伦理原则框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

期推动基因检测技术在生殖医学中的规范化应用。

一、PGT中嵌合体胚胎的移植

嵌合体胚胎中存在2个或2个以上遗传组成不同的细胞系，其发生与有丝分

裂过程中的染色体分离错误，如分裂后期延滞、染色体不分离、染色体丢失、核

内复制等有关，且发生异常分裂的时间与嵌合比例相关，即发生时间越早，嵌合

比例越高。嵌合体是胚胎的普遍现象，植入前胚胎嵌合体发生率为2%~90%［13-

15］。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院士团队对来自20个囊胚的所有单细胞进行单细

胞测序，结果显示100%（20/20）的囊胚为嵌合体，在体外培养的第8~14天人

类胚胎中和妊娠5~26周的胎儿脑、心脏和肾脏组织中，也观察到广泛的嵌合现

象［16］。因此，嵌合现象在人类早期发育阶段是普遍存在的。

2015年Greco等［17］报道了移植嵌合体胚胎可获得健康子代，嵌合体胚

胎的移植及其妊娠结局受到关注。2019年，国际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协会建

议嵌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