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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本文原载于《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陈景良?

??陈景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湖北武汉，邮编：430073。电话:027E-mail:sixiabc@.

摘要：马克思·韦伯的“类型学”研究方法曾影响了中国学界一代学人，法律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文章认为，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律史，宛如使用一把“奥卡姆”的剃刀，利刃所到之处固然使中国的法律传统之异质性得到了彰显，给人以清晰可见的明快感，但与此同时，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鲜活个性与时代特征也常常因此而受遮蔽。故文章主张，在我们以尊重的态度使用马克思·韦伯的类型学方法的同时，还要对此种方法保持警醒。文章认为：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理解法律史与中国法律传统，在当前的学界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类型学方法马克思·韦伯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

一、从马马克思·韦伯说起

近代中国，学术知识的各个谱系都充斥着西方的强势话语，法学相对于其它学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不仅用西方法学中的名词编织着未来中国大地上法治的美好理想，同时也以西方法学的知识谱系去剪裁着中国的历史与传统。用“类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律史或中西传统法文化就是其典型之一，其中马克思·韦伯对当代中国的学界影响尤巨，故本文不得不从此说起。

马克思·韦伯（MaxWeber，1864—1920）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名字在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法学界庶几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著作在汉语学界广为翻译和流传，笔者案头能见到的著作大体可分三类：其一，综合类。主要有1由于晓、陈维刚翻译，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12月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洪天富翻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儒教与道教》，此书的另一译本为王容芬所译，由商务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饶有兴趣的是这两个不同的译本分别在1997年、2003年再次印刷；3由姚增广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世界经济通史》；4林荣远译，商务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上下两大厚册，此译本很快又于1998年5月以10000份的数量再度印刷。需要指出的是，这类综合性的著作虽不以法律命名，但其中很多内容却与法律，尤其与中国传统的法律相关，如《儒教与道教》等。其二，以社会学的眼光讨论法律与社会的专门著作，如由张乃根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不过此书实应译为《法律社会学》。其三，研究马克思·韦伯生平与思想的传记与著作。如：1由德国著名学者迪尔克·克勒斯著，郭锋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马克思·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2美国学者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著、刘北成等译、顾忠华审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的《马克思·韦伯思想肖像》；3王威海编著，辽海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的《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4杜询诚著，上海社会科学院1993年4月出版的《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5台湾学者林端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儒教伦理与法律文化》，本书的作者曾游学于韦伯的故乡，并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是研究韦伯社会学的专家，其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观察，慧眼独具，发现尤多；6李猛编，载《思想与社会》论丛第一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的《韦伯：法律与价值》。

另外，近日于坊间又看到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韦伯作品集》，该作品集共五本——《学术和政治》、《经济与历史的支配类型》、《支配社会学》、《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这套书由台湾学者康乐、简惠美、胡昌智等人译出，经台湾远流公司授权在大陆出版发行，书前有苏国勋教授写的序言，文笔甚佳，值得一读。

一个人的著作及其思想、生平在短短的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能在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目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足见其观察法律与社会的思想及方法有其独到的价值。那么，韦伯的思想有哪些特点，又是如何影响一代中国学人的呢？这些都必须先简略交待，然后才能对其质疑。

先说方法论。韦伯作为古典的社会学家，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之一，他对中国古代法律观察的睿智之光就是在与西方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比较研究中折射出来的。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亦即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理解”与“理想型”的方法，学者又称之为“类型学研究方法”。

在韦伯的研究中，“理想类型”可分为两种：一是“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