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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漫长的中国教育史中来看,宋朝的国子监制度具有独到的魅力。
宋朝国子监的基本架构,大体继承自唐朝,但唐代国子监所领各个学校,规模都很小,如太学只有500个学生,律学只有50个学生,算学只有30个学生。而且,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来自官宦之家,平民子弟非常少。宋代不但扩大了国子监诸学校的招生规模,而且更具开放性与平民化,平民子弟变成学生中的多数。
更值得指出的是,分斋法、三舍法与积分法,都由宋人所创造,现代大学普遍采用的班级制、专业制、学分制,都可以从宋代国子监制度找到渊源。
到了元明清三朝,虽然还保留着国子监的建制,但此国子监已不同于彼国子监。元人初立国子监,是在灭金之后(1234),“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规模极小;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子监生员总额也才200人,且名额多为蒙古人与色目人所占。
此时,算学、律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均不复设置,只有司天监尚招收一部分天文生,太医院与地方设有医学。另外,元朝突然冒出一个“阴阳学”来,诸路府州县遍设“阴阳学”,教授术数、星相、占卜、风水、命理之术。这类边缘文化被纳入官学之列,显示了元朝教育的非理性化倾向。明王朝的国子监,最盛时生员达到9972名,但还是未能恢复唐宋时期发达的专科学校,只是在国子监系统之外延续了元朝阴阳学与医学的设置。到清代时,国子监才复设算学,学生最多时有60人。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元明清时期的官府“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因为即便是教学比较僵化的明朝国子监,也兼讲律令,考核时亦要试判词与策论。不过,总的来说,元明清时期的专科教育已不复北宋之盛,倒是可以确定的。
总结来说,唐宋时期的国子监是一个教育行政机构,下辖多所学校,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元明清时期的国子监只是一所国立学校,与从前的国子学相类。因此,虽然自唐至清均设有国子监祭酒一职,但唐宋时期的国子监祭酒是教育部长,元明清时期的国子监祭酒只是一所国立学校的校长而已。
宋人创设的积分制,在元明清国子监的部分教学阶段也还沿用,只是改造得比较简易,比如明代,国子监学生升入“率性堂”(相当于现在的大四)之后,便开始实行积分制:“其法,孟月试本经义一道,仲月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季月试经史第一道,判语二条。每试,文理俱优者与一分,理优文劣者与半分,纰缪者无分。岁内积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业。”只要积下8个学分,便可以毕业授官。积分不够则留级。
清初,国子监的高年级“广业堂”(亦相当于现在的大四)还保留积分制,其法如明代国子监“月试一等与一分,二等半分,二等以下无分。有五经兼通,全史精熟,或善摹钟、王诸帖,虽文不及格,亦与一分。积满八分为及格,岁不逾十余人。”积到8个学分的监生,便可授官。但这一积分法实行的时间非常短。顺治十七年(1660),便有大臣奏请“停积分法,后遂不复行”。
宋人开创的积分制从此被人遗忘,直至清末,清政府建京师大学堂,试行积分制,却只能取法于西洋。想一想,真觉得讽刺。
宋朝太学的主要课程是经义、策论、诗赋,学生可兼修法学(律学),并“早晚习射”。教学方式则采用分斋授课。
斋,就如今天学校的教学班。元丰二年(1079),太学有学生2400人,“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一斋之规模正好跟今日的小班制相接近。每斋设斋长一名,由太学生充任,相当于现在的班长。
不过宋朝的太学允许旁听,到太学听课的人数远超其员额。如北宋大学者胡瑗博士在太学讲《易》,“常有外来请听者,多或至千数人”;另一位大学者孙复讲《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
我们现在常说民国时大学里有许多旁听生,如老一辈学者任继愈先生回忆说,“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也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员,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写北大校史的人,都提到北大沙滩有不少在北大的旁听生(办过旁听手续的)和偷听生(未办旁听手续的),如丁玲就是偷听生中的一位,后传为佳话”。但我们未必知道宋朝的太学原来也有很多旁听生。
宋代太学的斋又分为“经义”“治事”两个专业。经义斋的学生主修经史与学术,“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入读;治事斋的学生则主修实务,“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这一分斋教学法是胡瑗在湖州州学当教授时创设的,随后被引入太学系统:“庆历中,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着为令于太学。”熙宁四年(1071),宋政府又依王安石提倡的“三舍法”,将太学的学生分为外舍生、内舍生和上舍生。
舍,其实就是教育层次,外舍、内舍、上舍就如现在的大学预科、本科与研究生。外舍生的数目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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