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仕钊文学视野中的《南漳文学人物》.docx

地域书写之《南漳文学人物》

在中国文学的宏大版图中，地域文学始终是维系民族文化血脉的重要根系。吴仕钊在《襄阳文学人物之南漳巡礼》中对都正康《南漳文学人物》的推介与解读，不仅展现了一位资深文化研究者对地方文学谱系的深切关怀，更折射出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对文学书写本质的深刻思考。这位以“老朽不才突奇想”自谦的学者，实则通过看似朴素的个体叙事，构建起一个关乎文学根基、人文精神与时代使命的理论框架。他的文学视野，恰似荆山楚水间绵延的文人传统，既有对文化血脉的执着追寻，又饱含对当下文学建构的忧思。

一、地域文学的价值认知：从历史碎片到文化基因

吴仕钊对都正康《南漳文学人物》的推崇，本质上是对地方文学田野调查式整理的价值确认。这部收录148位现当代南漳文学人物的文献，以近乎社会学档案的严谨态度，将王正刚的从政轨迹、夏世清的教育实践、卢鸿赓的剧本创作等零散记忆编织成网。这种全景式扫描并非单纯的史料堆砌，而是试图在“民俗角度看人文”的框架中，寻找地域文学的生命密码。

在吴仕钊的阐释中，这些人物谱系构成的文化图谱具有双重维度：横向的，它呈现了南漳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既有基层干部王正刚跨越半个世纪的政治叙事，也有教育家夏世清“四环五备六为主”的教学革新，更有卢鸿赓对鄂西北花鼓戏的民间文化抢救；纵向的，则勾勒出文学传承的隐形链条。当夏世清在《管见篇》中提炼教学经验，当卢鸿赓将地方戏曲融入语文课堂，这些实践本身即是文学精神在基层社会的具象化传承。吴仕钊敏锐捕捉到这种微观层面的文化传递，将其视为抵御文化断层的韧性网络。

这种视角突破了传统文学史写作的精英化倾向。相较于聚焦名家名作的文学史范式，吴仕钊更关注文学如何在普通人的生命轨迹中生长。例如王正刚从农会主席到建设局长的经历，表面看是政治履历的铺陈，实则暗含革命语境下乡土叙事的嬗变；夏世清将政治课教学与农民生活经验结合的尝试，则折射出特殊年代文学教育的生存智慧。这种“下沉式”的书写策略，使地域文学研究从文本分析转向文化生态的整体观照。

二、人文精神的内核：在坚守中寻找文学的原生力

吴仕钊对南漳文学人物的关注，始终围绕“人文精神”的核心展开。在他的解读中，这些文学实践者的共同特质，在于对文化使命近乎固执的坚守。夏世清44年教学生涯中摸索出的“启发式教学法”，卢鸿赓将地方戏曲融入语文教育的尝试，乃至王正刚在政务之余对基层文化建设的推动，都体现出知识者在时代浪潮中对文化根脉的守护。

这种坚守并非简单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对文学原生力的深度开掘。夏世清在政治课教学中强调“抓活思想，运用活教材”的方法论，实质上是以文学思维重构意识形态教育。他将抽象的政治理论转化为农民熟悉的语言系统，这种转化本身即是一种文学创作——通过叙事重构实现观念的在地化传播。同样，卢鸿赓创作的《贪为贫》《二月火把》等地方剧本，将革命叙事与鄂西北民间文艺形式嫁接，在政治宣传的表层功能之下，潜藏着对民间审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吴仕钊特别关注这些实践中的“中间态”价值。在主流文学史难以顾及的县域文化场域，文学活动往往呈现出政治诉求、教育功能与艺术追求的复杂交织。例如王正刚在建设局长任内对建筑美学的关注，夏世清在地名志编纂中对文化记忆的抢救，这些看似边缘的文学实践，实则是文化基因在体制缝隙中的顽强生长。这种观察视角，使吴仕钊的文学批评具有了文化人类学的厚度。

三、文学书写的方法论：民间立场与历史纵深

从吴仕钊对都正康书写策略的解析中，可以窥见其独特的文学方法论建构。他称赞《南漳文学人物》“像分镜头剧本一样”的呈现方式，实则是肯定了一种民间立场的历史书写。这种书写拒绝宏大叙事的话语霸权，转而通过大量细节碎片的重组，建构起更具生命温度的历史现场。

具体而言，这种方法论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田野调查式的在场性。书中对人物生平轨迹的细致考证，如王正刚1948年任农协主席时的工作细节，夏世清1965年政治课教学改革的具体步骤，都建立在扎实的田野工作基础之上。其次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148位人物的平行陈列，打破了线性历史的固化框架，使文学史呈现出多声部共鸣的复调特征。最后是阐释视角的民间性。对基层教育者创作实践的关注，对地方戏曲改良的重视，都显示出将文化阐释权归还民间的理论自觉。

吴仕钊进一步指出，这种书写方式的价值在于打开了历史的褶皱。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王正刚在建设局长任内对城市美学的思考，或是夏世清在退休后仍坚持主编地方风物志的选择，就会发现文学活动从未局限于书斋，而是始终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相互交织。这种认知颠覆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文本中心主义，将文学重新置入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

四、当代启示：重建文学与生活的共生关系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冲击下，吴仕钊的文学视野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他对南漳文学人物的解读，本质上是在探讨文学如何重建与生活的共生关系。当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