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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信息侵权归责原则

一、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法律基础与侵权风险

（一）人脸识别技术的法律属性界定

人脸识别信息作为生物识别数据的一种，具有唯一性、不可更改性和敏感性。根据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生物识别信息被归类为敏感个人信息，需采取严格保护措施。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亦将生物特征数据视为特殊类别数据，处理需遵循更高标准。法律属性的明确为人脸信息侵权责任认定提供了基础。

（二）侵权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实践中侵权行为包括未经授权采集（如商场无感抓拍）、数据泄露（如企业数据库遭攻击）、滥用分析（如算法歧视）三类。中国信通院2022年报告显示，人脸信息泄露事件占生物识别数据泄露总量的63%，其中商业场景占比达45%。

二、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归责原则体系

（一）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边界

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一般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郭某诉野生动物园案”中，法院认定动物园强制刷脸入园构成侵权，因其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存在主观过错。但该原则在技术黑箱场景下面临证明困难，例如算法自动决策导致的歧视问题，受害者难以举证开发者过错。

（二）无过错责任的特殊适用场景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引入过错推定规则，要求处理者自证无过错。在“人脸识别第一案”（杭州郭兵案）中，法院依据该条款判定企业需承担更高举证责任。对于公共服务领域（如公安系统），《公安机关人脸识别应用管理规定》明确采用无过错责任，只要发生信息泄露即推定责任。

三、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司法认定难点

（一）损害后果的量化困境

生物信息泄露造成的损害具有潜伏性和扩散性。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83%的案件因无法量化精神损害而仅支持赔礼道歉。学界建议引入风险性损害认定标准，如王利明教授提出的“未来损害风险折现”理论。

（二）因果关系的技术性判定

算法决策的不可解释性导致因果关系链断裂。在“李某诉某招聘平台案”中，平台用人脸分析评估求职者情绪，求职者因算法误判遭拒。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耗时6个月才完成算法审计，暴露出技术验证机制缺失。

四、不同场景下的归责原则差异化适用

（一）商业应用场景的严格责任

对于营利性机构，《电子商务法》第23条要求平台经营者承担严格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2022年判决某社交软件违规收集人脸数据案，除判令删除数据外，另按每位用户500元标准惩罚性赔偿，体现严格化趋势。

（二）公共管理场景的平衡机制

在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中，《关于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公共利益豁免”条款。例如深圳交警系统的人脸识别误抓案例，法院在确认系统存在0.3%误识率的情况下，仍以公共安全优先为由免除赔偿责任，但责令完善技术纠错机制。

五、归责原则体系的完善路径

（一）立法层面的类型化重构

建议参考美国伊利诺伊州《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BIPA），根据应用场景划分责任等级：对商业场景适用惩罚性赔偿，对公共场景设定年度赔偿上限。同时需明确技术开发方、运营方、使用方的连带责任分配规则。

（二）技术治理的协同推进

国家网信办2023年启动的人脸识别安全认证制度，要求通过GB/T35273-2023标准检测的系统可获得责任减免。此机制将技术合规程度与责任承担挂钩，如通过三级等保认证的企业可适用过错责任，未通过者适用无过错责任。

（三）司法鉴证能力的专业化提升

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筹建的数字司法鉴定中心，计划培养500名具备算法审计资质的专业法官。上海金融法院2024年试点引入“技术陪审员”制度，在涉及深度学习算法的侵权案件中，技术专家直接参与合议庭，提升事实认定精准度。

结语

人脸识别信息侵权归责原则的构建需兼顾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通过动态平衡的归责体系实现风险分配正义。未来应着力破解技术黑箱导致的举证困境，建立场景化、差异化的责任认定机制，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形成生物特征数据保护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