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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社会学考察

摘要:

在对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个体观”路径的困境进行分析，基于生态系统观提出应在系统的情境中认知个

体需求和提供关爱服务，并尝试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提出关爱留守儿童群体的“家庭生态系统观”。

研究认为，在家庭生态系统内部，需在时间系统上注重事先干预，保证留守儿童家庭抚育决策时机与个

体生命历程中“社会性时间”发生的一致性;重视支持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实现的意义，强调家庭责任与

权力的共存。在家庭生态系统的外部环境中，认为应首先定位好家庭的基础性角色，完善主体间的联动

机制;积极投资家庭，加强家庭能力建设，通过改善家庭生态系统间接关爱留守儿童，最终营造公平制

度环境，形成关爱留守儿童及家庭的文化氛围。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家庭生态系统;发展型社会政策

一、引言

2015年，贵州“毕节四名留守儿童集体服毒死亡”震惊了整个社会;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此次惨剧与三

年前震动全国的“五名留守儿童取暖闷死垃圾箱”事件都发生在该市七星关区。人们在质问为什么又是

毕节之时，再一次将目光聚焦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不足的问题。为解决留守儿童关爱不足的问题，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国内学者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也从最初对留守儿童人

口特征、现状的全景描述，开始转向构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干预研究，并围绕如何为留守儿童提

供关爱服务纷纷开展探索。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实践虽然回应留守儿童的关爱需求，也确实缓解了对留

守儿童关爱不足的问题，但留守儿童悲剧的频频发生证明越过家庭、直接面向留守儿童的“个体观”关

爱服务路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实践成效。笔者认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历程是个体以家庭为基地、成

员间共同互动组成的家庭生态系统与外部周围环境互动的结果，只有在生态系统的情境中，在留守儿童

家庭生态系统适应外部生存环境的过程中，才能完全认识留守儿童的个体发展。因而，影响留守儿童关

爱服务路径选择的因素，不仅涉及留守儿童个体的微观层面，而且与广泛的社会情境中如何帮助和支持

留守儿童家庭生态系统的功能发挥息息相关。创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需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路径。

二、问题的提出

西方福利国家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已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干预家庭抚育儿童事务，其中对儿童福利供

给实现路径问题的探讨，一直是西方福利国家的研究议题。相关研究以家庭生态系统功能实现的价值理

解作为研究起点，并将其作为影响儿童福利政策路径选择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欧盟不同国家间福利制度

进行比较后发现，很多国家的福利供给路径往往是基于国家对家庭功能实现机制的不同研判进行构建的

［1］;有学者围绕国家与家庭在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关系归纳儿童福利类型，研究发现无论是“国家家长

主义”所强调的国家干预路径，还是“家庭父母权利论”和“家庭结构论”所强调的家庭主导路径，或

是儿童权利中心主义所强调的多元路径，都就以下两点达成基本共识:一是确立国家儿童福利供给的主

导地位。当家庭抚育儿童模式无力承担责任、面临失灵之时，国家作为儿童终极监护人天然具有干预家

庭儿童抚育事务的责任;二是西方学者在国家和家庭责任界限不断重新界定中，不仅注重国家层面的儿

童福利供给，而且开始重新重视支持家庭功能实现在儿童福利供给的作用，并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角

度支持家庭积极行使育儿责任［2－4］。西方福利国家虽然与国内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完全不同，但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其对于家庭功能实现意义的重视及所强调的国家儿童福利供给的天然性和介入方式的合

理性，值得学习和借鉴。国内学者对于如何为留守儿童提供关爱服务，根据国家介入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方式的不同，主要形成以下模式:一是国家干预模式。此模式认为国家应当在家庭出现困难或危机时，

以事后补救方式向留守儿童个体提供服务。如社会支持理论下设立留守儿童专项基金，“替代”视角下

开展的“寄宿制学校”、“代理家长”、“机构托管”等关爱服务模式等;但与此同时，该观点担心为

育儿父母提供制度化支持会削弱其责任意识、破坏家庭内互助传统，所以其首先强调的是留守儿童父母

的养育责任与义务，遵从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家本位下的育儿责任分配，将育儿视为家庭私领域，希望家

庭尽可能承担养育责任，并对父母监护权进行监督［5－6］。二是儿童权利中心模式。该模式强调留守

儿童的能力、主动性和参与权，相信留守儿童拥有支配生活、建立自信的主动性和能力，进而使其拥有

权力，参与自身相关问题的决策。如通过“赋权”等方式支持留守儿童组建留守小队［7］。三是家庭

权利中心模式。国内一些学者较早关注到了家庭在国家―个人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