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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共政策保留
一、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法律框架与公共政策保留的定位
（一）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基本概念
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是指一国法院对另一国破产程序的效力予以认可，并协助执行相关裁决的法律机制。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跨国界破产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其核心目标在于促进国际合作与程序协调。然而，公共政策保留作为国际私法中的“安全阀”，允许法院以违反本国基本法律原则或公共利益为由拒绝承认外国破产程序。例如，2019年欧盟法院在“Staubitz-Schreiber案”中明确指出，成员国可援引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对抗不符合欧盟法律价值的裁决。
（二）公共政策保留的法律依据
公共政策保留在国际法中的依据可追溯至《纽约公约》第5条，该条款明确承认国可基于公共政策理由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在跨境破产领域，《示范法》第6条及《欧盟破产程序条例》（第2015/848号）第33条均规定了公共政策例外。中国《企业破产法》第5条虽未直接使用“公共政策”表述，但强调承认外国破产裁决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实质上采纳了类似原则。
（三）公共政策保留的功能与争议
公共政策保留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保护本国法律秩序与核心价值；二是防止外国破产程序滥用。然而，其模糊性常引发争议。据世界银行2021年报告，全球约37%的跨境破产案件涉及公共政策抗辩，其中仅12%被法院最终采纳，表明多数国家对该条款的适用持审慎态度。
二、公共政策保留的适用情形与司法实践
（一）侵害本国债权人平等受偿权
当外国破产程序导致本国债权人受偿顺位被不合理贬损时，法院可能启动公共政策保留。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Clarkv.Balcor案”中认定，加拿大破产程序将税收债权置于普通债权之上的安排违背美国破产法平等原则，故拒绝承认。中国在“洛娃集团破产案”中亦强调，境外重整计划不得损害境内债权人法定优先权。
（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与金融稳定
涉及系统性金融机构或关键基础设施的破产案件常触发公共政策审查。2013年塞浦路斯银行破产危机中，欧盟委员会以“维护欧元区金融稳定”为由，支持成员国冻结部分存款兑付，此举被视为公共政策保留的扩张适用。中国在《外商投资法》第35条中明确，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企业破产需经特别审查。
（三）违反本国强制性法律规定
若外国破产程序与本国强制性规范冲突，法院可拒绝承认。例如，德国联邦法院在“MFGlobal案”中认定，英国破产管理人直接处分德国境内资产的行为违反《德国民法典》第47条关于财产公示的规定，构成对公共政策的违反。
三、公共政策保留的国际协调与冲突化解
（一）国际组织的规则整合努力
UNCITRAL通过《示范法》第21条建议各国将公共政策保留严格限定于“明显违反”情形，并推动制定《跨境破产合作实务指南》。国际破产协会（INSOL）2020年发布的《公共政策例外适用指引》提出“比例原则”，要求法院评估拒绝承认的后果是否与政策目标相称。
（二）区域层面的机制创新
欧盟通过《破产程序条例》构建“自动承认+有限例外”机制，将公共政策抗辩范围压缩至程序正当性审查。亚太经合组织（APEC）推出的《跨境破产合作框架》则倡导“主要利益中心”（COMI）标准与公共政策保留的联动适用，以减少法律冲突。
（三）双边司法协作的突破
中美在2018年“山东晨曦集团破产案”中达成司法协作协议，约定公共政策保留不得用于保护地方经济利益。此类实践为破解“长臂管辖”困局提供新思路。
四、中国跨境破产实践中公共政策保留的挑战与应对
（一）立法模糊导致的适用不确定性
中国《企业破产法》第5条未明确“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内涵。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6—2022年间全国法院受理的23件跨境破产案件中，9件援引该条款，但裁判标准差异显著。例如，“尖山光电破产案”中，浙江高院以“损害职工债权”为由拒绝承认美国破产裁决，而“舜天船舶案”中江苏高院则对类似情形予以认可。
（二）司法审查权与国际合作间的平衡困境
中国法院在“洛娃集团案”中创造性采用“承认主要程序+保留本地资产处置权”的折中方案，既遵循《示范法》精神，又维护国内债权人利益。此做法被国际破产从业者协会（IPC）评为2022年度全球十大经典案例。
（三）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型挑战
加密货币等数字资产的跨境处置引发公共政策争议。2023年北京四中院在“比特大陆破产案”中，以“虚拟货币交易违反金融监管政策”为由，禁止将相关资产纳入境外破产财产分配。此类判决凸显传统规则与新兴业态的张力。
五、完善公共政策保留制度的路径探索
（一）立法层面的精细化建构
建议参照新加坡《跨境破产法》第13条，采用“非穷尽式列举+权衡测试”模式，明确公共政策保留的适用边界。同时可借鉴日本《外国破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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