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的认定.docx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刑法第224条的合同诈骗罪的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下列五种情形之一：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其他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的。

二、合同诈骗罪的认定方法

合同诈骗罪的构造与普通诈骗罪的构造相同，只不过合同诈骗罪要求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因而行为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被害人必须是合同对方当事人。

所谓的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一般指的是约定的内容必须受市场秩序所调整，不受市场秩序调整或者主要不受市场秩序调整的“合同”，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所谓的合同的形式，既包括口头的合同和书面合同，也包括其他形式的合同。如出租车与乘客，即使没有明确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只要是乘客座过车，已经形成了实际上的合同。

其中，《刑事审判参考》第308号宋某合同诈骗案和第875号郭某合同诈骗对此作了阐述：“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三、列举的五种情形只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指引

解读刑法第224条列举的五种情形只是合同诈骗的具体方法，而不是合同诈骗的行为类型，即该立法规定是列举式的方法类型。这一点对于正确理解合同诈骗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列举式的方法类型是指刑法采用某些列举的形式对某种犯罪的不同方法类型做了具体规定。方法和行为是不一样的，行为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要素，而方法本身并不是行为，只是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

如故意杀人罪行为是杀人，而用刀、用枪是方法。行为是犯罪的决定因素，方法只是犯罪的外在表现。方法类型是一种提示性规定，而不是一种特别规定，其只具有参照意义，不具有参考价值，即使没有提示性规定，仍然构成犯罪；行为类型是一种特别规定，而不是提示性规定。

224条对合同诈骗罪方法的列举只是一种形式性、提示性的规定，不是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法的规定。

以上观点主要来自于陈兴良教授的观点，笔者认为陈兴良教授的观点容易导致办案人员对合同诈骗罪的欺骗行为进行扩大理解，笔者认为刑法224条列举的五种情形应做合同诈骗罪欺骗行为的限制性解释，也就是说原则上合同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不能超出第六种规定，当然，所谓的不超出指的是不能降低欺骗行为的标准。

如：张三没有房屋自称有房屋销售，张三实际上根本没房屋。这里的欺骗行为虽不在五种情形之列，但举轻以明重，其无中生有的欺骗行为远高于“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因此，不能解读为超出五种列举式之外。

四、五种列举式情形的进一步解读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当事人财物。这是一种虚构合同主体的诈骗。如仅仅虚构主体，但是签订合同后正常履行合同，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这是一种虚构合同担保的诈骗。只有行为人实施了提供虚假担保并骗取财物的行为才构罪，如行为人提供虚假担保仍正常履行合同，则只能认定为合同欺诈不是诈骗罪。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骗取对方财物，属于钓鱼式合同诈骗。前真后假，前面的小合同是真合同，后面的大合同是假合同，诱骗对方当事人后来签订的合同必然是行为人不想履行也没有履行的合同，这种情况也称为签订根本不想履行的合同。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分为签订合同之前就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继而在收受货款之后逃匿，是一种犯意先行行为；另一种是收受货物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这两种行为性质截然不同。在犯意先行情况下，构成合同诈骗罪，表现为举动诈骗；而在收受货物后才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况并不构成诈骗罪，起获取财物是基于合法的合同关系，其可能构成侵占罪。诈骗罪是一种占有转移的犯罪，侵占罪是非占有转移的犯罪。224条第四项规定的合同诈骗应将其限制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具有不想履行合同的意图，如取财后才产生这种意图则构成侵占罪，不是合同诈骗罪。

（5）其他方法骗取他人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