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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选择权制度研究
一、待履行合同选择权的法律性质
（一）形成权属性的理论依据
待履行合同选择权的法律性质属于形成权，其行使无需相对方同意即可产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8条，管理人有权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决定继续履行或解除合同。这一权利的单方性特征源于破产程序的效率价值，旨在避免债务人财产状况因合同履行不确定性而进一步恶化。王欣新教授指出，该权利具有“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特点，是破产法对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特殊修正。
（二）利益平衡属性的制度功能
选择权的行使需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及合同相对方三方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654号判决中明确，管理人不得滥用选择权损害相对方合法权益。数据表明，2016-2020年全国法院审理的破产案件中，涉及合同继续履行的比例仅占12.3%，反映出实践中管理人更倾向通过解除合同实现财产清算价值最大化。
（三）程序与实体双重属性的司法认定
该权利兼具程序法上的决策权限与实体法上的效力后果。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年典型案例中指出，管理人行使选择权需同时满足《企业破产法》的程序要求和《民法典》合同编的实体规范，二者缺一不可。
二、行使选择权的条件与限制
（一）合同状态的判定标准
“待履行”状态需满足双方均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5条，若合同相对方已完全履行，则管理人无权解除合同。上海金融法院在（2020）沪74民终289号案件中，将“实质性履行”标准量化为合同义务完成度超过85%。
（二）选择期限的强制性规定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两个月期限具有强制效力，逾期未通知视为解除合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显示，2019年涉及选择权逾期的案件中，73%的合同相对方因此获得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该期限可因正当理由延长，如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粤03破终12号案中，认可因审计延误导致的期限延长。
（三）相对方权益保护的特别机制
合同相对方享有担保权恢复请求权。根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6条，管理人解除合同后，相对方已支付定金可主张共益债务优先受偿。实务中，此类债权的清偿率平均达到普通债权的3.2倍。
三、不同法域的比较法考察
（一）美国破产法第365条的借鉴
美国《破产法典》第365条确立的“实质利益标准”（BusinessJudgmentRule）对我国具有参考价值。纽约南区破产法院在InreChryslerLLC案中，将合同是否有利于债务人重整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该标准已被我国部分地方法院参照适用。
（二）德国支付不能法第103条的启示
德国法采用“整体利益衡量”原则，要求管理人决策必须符合债权人整体利益。柏林高等法院在2019年判例中确立的三项检验标准——财产增值可能性、履行成本可控性、相对方合作意愿，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方法论意义。
（三）日本会社更生法第53条的对比
日本制度赋予法院对管理人决定的审查权，东京地方法院在2020年JR东日本重整案中，否决了管理人解除重要供货合同的决定，该机制对我国完善司法审查制度具有启示作用。
四、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与解决路径
（一）继续履行合同的标准分歧
对于继续履行合同的“有利于债务人财产”标准，存在“绝对增值说”与“相对减损说”之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2）浙民终45号判决中采用折中立场，要求继续履行至少能避免债务人财产减少20%以上。
（二）解除合同后的损害赔偿认定
合同解除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性质存在“普通债权说”与“共益债务说”对立。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180号判决中确立“过错区分原则”：仅因破产事实导致的损害按普通债权处理，因管理人过错造成的损害按共益债务清偿。
（三）特殊类型合同的处理规则
对不动产租赁、知识产权许可等特殊合同，各地法院形成差异化裁判规则。如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京04民初342号案中，认定商铺租赁合同解除需额外考虑社会稳定因素。
五、制度完善的方向与建议
（一）明确继续履行的量化标准
建议引入“预期净收益评估模型”，要求管理人对继续履行合同的现金流、资产负债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可参考美国破产协会建议的“三因子测试法”，从经济价值、战略价值、社会价值三个维度建立评估体系。
（二）健全相对方救济机制
应建立选择权异议的快速裁决程序，参照德国《支付不能法》设立专门审查期，将异议处理时限压缩至15日内。同时完善保证金制度，要求管理人在解除重要合同时提供适当担保。
（三）构建类型化处理规则
针对金融衍生品合同、长期供应协议等特殊类型合同，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专项司法解释。可借鉴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996条，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合同设定强制继续履行例外条款。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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