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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胡适的爱恨情仇

近段时间，系统地读了些与胡适的文集，以及介绍两位先生的传记文章。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更深刻地感受到发生在“五四”时代两位大知识分子之间，由合到分，由近而远的两种选择，以及他们之间无比纠结的爱恨情仇。

(一)

从鲁迅的日记中看，两人交往于1918年，而真正来往于1923和1924年。这期间，两人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主张。那就是：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特别是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方面，两人亦步亦趋：或是胡适倡导观念，鲁迅相继发表文章，予以呼应;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阐发。

鲁迅倡导革命，注重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他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表述说：“我做，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鲁迅认为，文学革命实际上是对死的封建文学的革命，首先要有思想的革命，它需要胆识和勇气。而胡适倡导文学革命，则注重从理论上突破，先后写出了《文学改良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在否定旧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革命文学论述。

从《鲁迅日记》中，也可以见证两人在学术研究方面曾经的过从甚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前后，曾多次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时，也曾多次向鲁迅请教。在胡适的作品中也有明确描述两人友谊的片断：两人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从不拐弯抹角，多是正确的欣然表示认同，错误的直言相告，有疑问的也不苟同，互相商。

(二)

鲁迅与胡适的矛盾，始于1925年。那时的鲁迅，正由官场走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议政之路。在鲁迅的文章里，也有明确记载：先是清朝末代黄帝仪召见胡适，而后，则是胡适与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互递秋波。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拥护者，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批评者，两种选择，使两人分道扬，站在了对立面上。他们以各自为中心，分别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使寂静的知识界一时热闹起来。

鲁迅与胡适的价值选择中，所延伸的政治观点和文化隐喻也十分鲜明。从两人当时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政见的分歧：鲁迅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知识界的重任;胡适则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利阶层，借现政权力量，推进社会的进步，正如胡适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所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他先后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周刊，表明了胡适对政治的关心。

鲁迅走向民间，其实是站在了劳苦大众的立场发言，他对官场的冷视，并不亚于对世俗社会的憎恶。此后，好恶感分明的鲁迅不再给胡适留面子，时不时地间接或公开批评胡适。矛盾公开，两人的关系也日渐冷漠、乃至交恶。

(三)

鲁迅与胡适政见分歧的时代，也是中国正处在中西方文化冲突最激烈、最血腥的时代。当时，西方文化通过军事的征服与经济的扩张在世界表现着独有的优势。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人自觉把文艺当作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工具，并进而让文艺承担起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重任。

两人在“整理国故”的争论是双方分歧中最具冲突性的一次。“整理国故”的口号，当时是北京大学旧派学生提出来的。他们成立“国故社”，扯起“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的旗帜，企图以研究“国故”为名，行复古之实。针对“国故社”的倒行逆施，北大进步学生联合一起，成立了“新潮社”，指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对国故加以“整理”，反对“国故社”以封建思想“保存国粹”。

胡适的观点是：整理国故实在很有必要，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指导国故研究;研究学术史的人，应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诚实地说，胡适最初的基本精神上与“新潮社”是一致的，且某些地方尚有发挥。然而，由于胡适的“从政”，随后的“整理国故”主张则偏离了最初的观点。他鼓励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并给广大青年大开“国学书目”，要求中学的国文课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这客观上对诋毁新文学的复古派起到了支持作用。接着，他又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国家的纷争、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学生的求学的热心与兴趣，从而走到了进步学生的对立面。

对此，鲁迅不再沉默。他先后写了《所谓国学》、《望勿“纠正”》、《就这么一个意思》等一系列文章，尖锐指出“整理国故”内容和方向转化带来的弊端，他鼓励青年关心实事，参加现实斗争，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死读书，读死书，观点和矛头直指胡适，犹如匕首投枪。

(四)

读鲁迅与胡适，感慨在心中，滋味各不同。

先说鲁迅。也许是从小学课本里就读鲁迅的缘故，心底一直很崇拜鲁迅。我以为，先生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大文人，而是一个标志性的巨人。先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