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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共政策例外条款适用

一、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法律基础与公共政策例外的定义

（一）跨境破产法律框架的国际化发展

跨境破产制度的构建始于20世纪末，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1997年发布的《跨国界破产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为核心。截至2023年，全球已有54个国家或地区通过立法采纳或参考《示范法》，形成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共识。这一框架强调“主要利益中心”（COMI）原则，要求各国法院在承认外国破产程序时优先考虑债务人的主要营业地或注册地。

（二）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法律内涵

公共政策例外（PublicPolicyException）是国际私法中的普遍原则，在跨境破产领域体现为《示范法》第6条及各国国内法的相关规定。例如，《欧盟破产条例》第33条允许成员国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其核心功能在于平衡国际合作与国内法秩序，防止外国破产裁决损害本国基本法律原则、公共利益或公民基本权利。

二、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适用标准与司法实践

（一）适用标准的模糊性与个案审查特征

公共政策例外的适用标准具有高度抽象性。根据国际破产从业者协会（INSOL）2021年的报告，全球约72%的跨境破产争议涉及公共政策抗辩，但各国法院对“公共政策”的界定差异显著。例如，美国法院在“InreFairfieldSentry案”（2013）中认为，仅当外国程序“明显违背美国基本法律或道德准则”时才可援引例外条款；而印度最高法院在“JetAirways案”（2020）中则强调“对本国债权人平等受偿权的损害”构成公共政策例外事由。

（二）典型适用场景的实证分析

违反程序正义：如英国法院在“YukosOil案”（2012）中认定，俄罗斯破产程序因未保障债权人听证权利而违反公共政策。

损害劳动者权益：德国联邦法院在“WindHellas案”（2016）中拒绝承认希腊破产计划，因其削减劳动者福利的行为违反德国《社会法典》基本原则。

规避强制性规范：中国法院在“韩进海运破产案”（2017）中强调，若外国程序导致中国《海商法》规定的船舶优先权被剥夺，则可能触发公共政策例外。

三、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争议与理论批判

（一）过度适用引发的管辖权冲突

公共政策例外的滥用可能加剧跨境破产的“碎片化”。据世界银行2022年统计，涉及公共政策抗辩的案件平均审理周期长达23个月，显著高于其他跨境破产案件（平均12个月）。例如，阿根廷与意大利法院在“Parmalat案”（2005）中就债务分配方案爆发管辖权争夺，导致债权人实际清偿率下降15%。

（二）文化差异对公共政策认定的影响

不同法域对公共政策的理解深受本土文化影响。例如，日本《公司更生法》第248条将“社会秩序”纳入公共政策范畴，导致其法院在“Toshiba案”（2021）中以“损害企业终身雇佣传统”为由限制美国破产程序的效力。此类文化敏感性可能阻碍国际规则的统一适用。

四、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优化路径与国际协调

（一）限制性解释原则的推广

近年司法实践呈现限制适用趋势。2023年新加坡最高法院在“Hyflux案”中提出“双阶测试法”：首先判断外国程序是否违反新加坡法律的核心价值，其次评估拒绝承认是否构成“不成比例的损害”。该方法将公共政策例外限定于极端情形，被国际破产协会评为“最佳实践范例”。

（二）区域性协调机制的创新

欧盟通过《破产程序条例（第2015/848号）》设立“自动承认”制度，将公共政策例外严格限定于“明显违反成员国宪法原则”的情形。数据显示，2019—2023年欧盟内部援引公共政策例外的案件数量下降41%，证明区域性协调机制的有效性。

五、中国跨境破产实践中公共政策例外的适用与挑战

（一）中国法律体系的制度构建

中国《企业破产法》第5条首次引入跨境破产承认规则，但未明确公共政策例外的具体标准。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六）》第8条列举“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拒绝承认事由，但司法实践仍显保守。据统计，2018—2023年中国法院受理的12起跨境破产承认申请中，仅1起以公共政策为由部分拒绝（“洛娃集团案”，2021）。

（二）典型案例的规则探索

深圳中院在“中华映管破产案”（2020）中确立“三步审查法”：1.审查台湾地区程序是否符合互惠原则；2.评估是否损害大陆债权人实质权益；3.确认不违反大陆公共利益。该案将公共政策例外与债权人实质保护相结合，为后续立法提供实践参考。

结语

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法律主权与国际合作的价值平衡工具。尽管其适用存在标准模糊、文化冲突等挑战，但通过限制性解释、区域性协调及判例规则细化，可逐步实现从“例外”到“原则”的规则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