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社会制度.docxVIP

近些年来，良渚考古每每有重大发现惊艳学界，声名甚至远播海外。业界泰斗伦福儒就说过去远远低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程度。这是国外学者长期对中国考古不甚了解，在认真关注之后发出的感慨。但国内至少部分人譬如我却恰恰相反，在很长时间里担心的是不要过早过高评价良渚文化的成就，怕说过了头，贻笑大方。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国内学者明确地表达良渚社会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观点的人没有几位，反倒是主张良渚还处在酋邦社会阶段的研究者似乎更多一点。

例如兴师动众十多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直到第三期结束时（该项目从2002年开始，连续开展了四期、十四年）才提到良渚就是国家，就是文明。但作为工程的参与者，我很清楚当时有关的证据仍嫌薄弱，这个观点在当时的工程内部也没有得到一致的明确认可，把它写到工程第三期的结项报告里，其实我也是有几分心虚的。但从去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讨论良渚社会是国家、是文明时，需要先对这两个概念做个尽量简短却是必要的界定说明。

“文明”是一个有多种解释、定义的概念。小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大到整个人类在其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每一点成就和全部成就，都可以叫作“文明”。“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社会组织，当然也是文明成就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和“国家”是同义词。摩尔根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其“文明”大致就是这么个用法。本文也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明”和“国家”这两个词。

“国家”也是个歧义颇多的概念。大致上，国家的本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按照“地区原则”来划分自己的人民；（二）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第一条内容并不适合中国历史的情况。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譬如商周时期，社会并非是按照地区原则规划组织的，而是保留了氏族社会的血缘集体——我很赞成这个意见。所以，国家的本质就剩了一条——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其又多被强调为“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01

不过，对于考古学而言，困难在于在绝大多数考古学的物质资料中，只保留了权力行使的结果，如战场、人牲杀殉等（就算这些结果都能保留了下来，且都被考古发现了），却很难发现有关行使权力过程的记录。也就是说你无法直接知道这些结果究竟是由什么权力主体造成的，权力的强制性有多大。在尚未产生文字的史前时代，尤其如此。

所以，考古学家只能从这些现象反推造成它们的背后的权力的权威强度或性质——这真是个不得已的办法！因此，主要是形成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国家理论中列举的文明的特征、要素，虽然业已成为考古学家评估考古现象时的依据。但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而言，经典作家提出的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这三条文明标志和考古学对其进一步的补充，02依然是考古学探讨这个问题时的主要工具。当然，这些主要提炼于近东考古资料中的文明标志是否完全符合史前中国的情况，是大有探讨空间的。对此，我的这篇小文力所不能及了。

在这里我只是想说，若考虑到人类历史发展有它普遍性的一面，则如果中国的一项考古记录符合了这些标准之大部分，我们是可以将其发展程度判断为国家或者文明的。

那么，良渚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从大量考古发现得知，良渚生产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以及漆器、丝绸、象牙器等，还有大量精致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不仅意味着农业和手工制造业之间的存在确凿的分工，制造业内部如制玉业内部还有细密分工，即良渚的社会分工十分发达。又从众多墓葬、墓地的资料看，良渚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反山03、瑶山04等贵族专属墓地积累的大量财富与普通墓地的情况反差如此巨大，据此可以认为良渚是个阶级社会。以上两项的相关资料非常丰富，兹不详细列举和展开讨论了。以下想就良渚其它几项文明成就做些讨论。

2007年，在瓶窑镇葡萄畈地点发现了堆筑城墙。寻此线索，很快确认出一座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古城。最近，考古学者又发现可以将古城南部的卞家山、东部美人地等几条长达几百乃至千米以上的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垄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很可能围成一环外城。如此，古城的面积倍增至800万平方米。0506良渚的考古工作者很早就知道在古城以北、大遮山南坡脚下，沿山有一道人工堆筑起来的长达4.5公里的巨大土垣，又叫塘山遗址。塘山土垣在很长的段落上为内外双重结构，建筑方法一如古城城垣，规模也同样宏大。

关于这道东西向一字拉开的土垣的功能，曾经有不少推测，其中一种是防备大遮山上的山洪毫无遮拦地倾泻而下，以此来保卫古城。也是在最近几年，塘山土垣系水利工程的推测得到新的考古发现的有力证明：在4.5公里土垣的西端，考古学工作者发现向西南方向，有一连串自然岗地，岗地间被类似土垣的人工堆筑土垄联系起来，于是在古城西北方向围起来水面海拔高约10米、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区。在蓄水区西北方向的大遮山最大山口处，又发现了若干封闭山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