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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的深度剖析与法律规制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受贿犯罪的形式也愈发多样化和隐蔽化。其中，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的现象呈现出愈发突出的态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谓特定关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7月8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在司法实践中，众多案例揭示了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的严重性。例如，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灵翔与其特定关系人——四川大学商学院EMBA教育中心原副主任徐某共同受贿案。2016年，徐某接受请托，通过李灵翔的帮助，使他人成功中标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地基处理及土石方工程。事后，中标方送给李灵翔、徐某共计人民币999万元。再如，衢州市原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徐骋与特定关系人徐娟共同受贿案。2005年至2018年12月间，徐骋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徐娟共同收受单位与个人所送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047372元，其中徐骋、徐娟共同收受折合人民币3215534元。这些案例表明，特定关系人在受贿犯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或是代请托人转达请托事项并直接收受财物，或是积极帮助收受财物，或是帮助保管、隐匿受贿所得财物，其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手段不断翻新，愈发趋向间接化、隐蔽化。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规避法律制裁，不再亲自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而是通过特定关系人来完成受贿行为。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形成了一种看似隐蔽的权钱交易模式。这种犯罪形式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还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它侵蚀了公共资源，导致资源分配不公，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深入研究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

1.1.2研究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研究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有助于完善刑法学中共同受贿犯罪理论。共同受贿犯罪理论在刑法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传统的共同受贿犯罪理论在面对特定关系人参与的复杂情况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身份关系和利益关联，这使得他们在共同受贿犯罪中的行为表现和责任认定具有独特性。通过对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共犯与身份的关系，进一步明确特定关系人在共同受贿犯罪中的主体地位、行为性质以及责任承担方式，从而丰富和完善共同受贿犯罪理论体系，为刑法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在实践层面，研究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对于司法机关准确认定和打击此类犯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准确认定特定关系人参与的共同受贿犯罪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由于特定关系人参与受贿犯罪的行为方式复杂多样，且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司法机关在认定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通过对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认定标准、证据收集与审查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司法机关提供明确的判断依据和操作指南，帮助司法人员准确把握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避免出现错判、漏判等情况，从而有力地打击受贿犯罪行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对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的研究也有助于加强对受贿犯罪的预防。通过深入剖析此类犯罪的成因、特点和规律，可以为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提供参考，从源头上遏制受贿犯罪的发生，促进社会的廉洁和稳定。

1.2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2.1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采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深入剖析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这一复杂的法律现象。

案例分析法是本文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真实的司法案例，如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灵翔与其特定关系人——四川大学商学院EMBA教育中心原副主任徐某共同受贿案，以及衢州市原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徐骋与特定关系人徐娟共同受贿案等典型案例，深入探究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的行为方式、犯罪过程以及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和处理情况。这些案例涵盖了不同地区、不同职务级别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不同类型的特定关系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通过对这些案例的详细分析，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特定关系人在共同受贿犯罪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勾结模式，以及受贿行为的具体实施手段。同时，案例分析还可以揭示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此类犯罪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例如如何准确判断特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