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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绿色屏障：完善我国环境税制的深度思考与路径探索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挑战。近年来，我国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环境保护，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总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大气污染问题依然突出。尽管全国环境空气质量保持长期向好态势，2023年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30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85.5%，但部分地区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等，PM2.5平均浓度仍相对较高，雾霾天气时有发生，给居民健康和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危害。工业排放、汽车尾气、燃煤等源头污染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总量依然较大。

水资源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且时空分布不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以及农业面源污染，导致大部分河流、湖泊和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23年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优良（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89.4%，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0.7%，但部分地区河流黑臭现象仍然存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面临较大压力，水资源短缺与污染问题相互交织，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土壤污染问题逐渐显现。农业使用的化肥、农药和工业废弃物等，导致土壤污染加重，农产品质量安全受到威胁，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周期长，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深远。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环境税制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对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环境税制通过税收杠杆，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促使企业和个人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环境税制还可以为环境保护筹集资金，用于支持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和环保技术研发等工作。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合理的环境税制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征收较高的环境税，对环保产业和清洁能源给予税收优惠，引导资源向绿色产业和低碳领域流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此外，环境税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在全球环境治理的大背景下，我国完善环境税制也是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的需要。随着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加强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承诺减排目标，完善环境税制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履行国际承诺，提升国际形象，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环境税制，提出完善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环境税制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庇古税”理论，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对污染者征税，使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这为环境税奠定了理论基础。科斯则认为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能够有效治理环境污染。Baumol和Oates针对“庇古税”难以实现的问题，提出利用替换变量来解决，通过量化污染排放量来代替量化污染程度，为环境税的实施提供了基础性方案。

在环境税的实践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税制体系。美国通过对碳排放实行碳税，有效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欧洲国家通过能源税等方式，推动了清洁能源的发展。部分国家还在环境税设计中遵循税负转移和财政中性原则，在不增加企业和消费者总体税负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税收结构，增加环境税比重，减少其他税种税率，以保证环境税在政治上的可接受性。欧盟国家对能源及其产品实行多重征税和差别征税，如丹麦、芬兰、瑞典等国对能源及能源产品征收消费税、碳税、硫税等，对含铅汽油和无铅汽油实行差别收费，瑞典对工业用电和家庭用电实行差别收费制度，德国在污水排放领域实行差别收费政策。

国内对环境税制的研究相对较晚，但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相关研究也不断深入。国内学者一般将环境税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环境税，广义的环境税涵盖几乎所有与环境相关的税收种类和税收措施，狭义的环境税仅指为保护环境而制定的惩罚性或奖赏性税收措施。还有一种区分方式将环境税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广义与上述相同，狭义仅指排污税和一些专项税，中义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资源税和生态税。

在对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构建设想中，朱顺贤认为我国应该构建多元化的环境税收体系，适时实行环境费改税，促进税收上的绿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