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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平帝王莽篡汉的历史经过

引言：衰朽王朝的权力真空

站在两千年前的长安街头，暮春的柳絮飘落在未央宫的残垣上，西汉王朝的气数已近油尽灯枯。自汉元帝以降，皇帝多短寿早夭，成帝在位26年无嗣，哀帝仅6年便崩逝，平帝刘衎登基时不过9岁——这个由王莽选定的小皇帝，名义上是刘氏江山的主人，实则早已沦为权力棋盘上的提线木偶。当历史的指针转向公元8年，54岁的王莽在未央宫前接过“禅让”诏书，西汉王朝至此终结。这场看似平和的权力更迭背后，是近三十年的精心布局、四代外戚的权力博弈，更是一个时代矛盾的总爆发。

一、王莽崛起的土壤：西汉末年的社会困局

要理解王莽篡汉的必然性，必须先看清西汉末年的社会底色。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帝国的运行逻辑逐渐从“霸王道杂之”转向儒家理想主义，但制度更新的速度远跟不上社会矛盾的积累。

1.1土地兼并的恶性膨胀

成帝时期，丞相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汉书·张禹传》）。类似的记载在《汉书》中屡见不鲜：贵族、官僚、豪强通过巧取豪夺，将大量自耕农的土地据为己有。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沦为佃农（“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要么流亡为“流民”——据《汉书·哀帝纪》载，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关东流民竟达数十万人，“至京师者以千数”，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

1.2外戚与宦官的权力乱局

从元帝皇后王政君开始，王氏外戚逐渐掌控中枢。成帝时，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相继担任大司马大将军，形成“一门十侯，五大司马”的局面。与此同时，宦官势力也在膨胀：元帝时石显专权，成帝时弘恭弄权，皇帝的权威被严重稀释。哀帝试图扭转局面，重用男宠董贤为大司马，却因董贤“无他材能”（《汉书·董贤传》）导致朝纲更乱。当哀帝25岁暴毙时，朝堂之上竟无人能稳定局势——这为王莽的复出提供了绝佳契机。

1.3儒家理想的政治投射

西汉后期，今文经学盛行，“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深入人心。士大夫阶层普遍认为，当政者若失德，“天命”便会转移。这种思想在民间亦有广泛市场：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哀帝甚至一度改元“太初元将”，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试图通过“再受命”缓解危机。这种对“新天命”的集体期待，为王莽以“儒家圣人”形象登场铺就了舆论基础。

二、从道德楷模到权力核心：王莽的进阶之路

王莽并非天生的权臣。《汉书·王莽传》记载他“父曼蚤死，不侯”，在王氏家族中属于旁支。但正是这种“边缘地位”，反而成就了他早期的“道德人设”。

2.1青年时期的“另类贵族”

王莽少时“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极孝，“养孤兄子，行甚敕备”。伯父王凤病重时，他“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汉书·王莽传》），这份孝心让王凤临终前特意叮嘱王政君：“莽可用。”此后，他历任黄门郎、射声校尉，“爵位益尊，节操愈谦”——常将俸禄分予宾客，甚至卖掉车马救济穷人，一时“虚誉隆洽，倾其诸父”。

2.2第一次掌权与短暂蛰伏

绥和元年（前8年），38岁的王莽接替叔父王根成为大司马，这是他首次进入权力中枢。上任后，他立即推动两项改革：一是奏请“限田令”，规定“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二是限制奴婢数量，“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尽管这些政策因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未能彻底执行，但已让他赢得“改革者”的声望。

好景不长，哀帝继位后，其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家族开始排挤王氏。建平二年（前5年），王莽被迫“上书乞骸骨”，回到封地南阳。在南阳的三年里，他刻意保持低调：次子王获杀奴，他竟逼其自杀，“切责获，令自杀”（《汉书·王莽传》）。此举在“奴婢视同财产”的时代引发巨大震动，“吏民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为他积累了更深厚的民意基础。

2.3平帝时期的全面控局

元寿二年（前1年），25岁的哀帝暴毙，傅、丁外戚失势。王政君当天便收走皇帝玺绶，召王莽入宫“佐政”。此时的王莽已非当年的青涩权臣，他的第一步是清除异己：逼董贤自杀，罢免其党羽；第二步是立9岁的中山王刘衎为帝（即平帝），将朝政实权牢牢攥在手中；第三步是联姻固权——元始四年（4年），他将女儿嫁给平帝为皇后，“聘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汉书·王莽传》），既成国丈，又得巨财，更巩固了“国之柱石”的形象。

三、从“摄皇帝”到“真天子”：篡汉的关键步骤

如果说平帝继位前的王莽是“权臣”，那么平帝在位的五年（1-5年），他已完成从“道德偶像”到“实际统治者”的蜕变。这场权力更迭没有刀光剑影，却处处暗藏玄机。

3.1舆论造势：符命与祥瑞的狂潮

王莽深諳“天命”的重要性。元始元年（1年），益州塞外蛮夷“献白雉一，黑雉二”，群臣称“周公辅成王，越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