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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的测度与监管

引言

在金融市场的浪潮中，商业银行就像一艘航行的巨轮，既要追逐利润的灯塔，又要避开风险的暗礁。而风险偏好，正是这艘巨轮的“导航系统”——它决定了银行愿意承担多大风险去换取收益，划定了业务拓展的边界，也奠定了风险管理的基调。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加速、宏观环境波动加剧，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类型从传统信用风险扩展到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多维度交织，甚至衍生出数据安全、模型风险等新型挑战。此时，科学测度风险偏好、有效实施监管，不仅是银行自身稳健经营的“压舱石”，更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关键环节。作为在银行业工作十余年的从业者，我见证过因风险偏好模糊导致的业务失控，也参与过监管政策推动下的管理升级，深知这一议题的现实意义。

一、风险偏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底层逻辑”

1.1风险偏好的核心内涵与特征

要理解风险偏好的测度与监管，首先需要明确其核心定义。简单来说，风险偏好是商业银行在实现战略目标过程中，愿意主动承担的风险类型、风险水平和风险总量的综合表述。它不是抽象的“风险容忍度”，而是包含“愿意承担什么风险”“承担多少风险”“通过什么方式承担”的完整逻辑链。举个直观的例子：一家以服务小微企业为主的银行，可能在信用风险偏好中明确“单户授信500万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不低于40%，不良率容忍上限3%”，同时在操作风险偏好中规定“柜面业务差错率不超过0.01%”——这些具体指标，就是风险偏好的具象化表达。

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战略关联性，它必须与银行的发展战略、市场定位、资本实力深度绑定。比如一家定位于“轻型银行”的机构，其风险偏好中必然降低重资产信贷业务的风险权重，提高交易类、中间业务的风险容忍度；二是动态调整性，宏观经济周期、监管政策变化、技术变革都会推动风险偏好迭代。我曾参与某城商行的年度风险偏好修订，当年因区域内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超标，监管要求压降，该行便将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从25%下调至18%；三是全员传导性，风险偏好不是董事会的“案头文件”，而是需要穿透到前中后台每个岗位的行为准则。从客户经理的客户筛选标准，到风险经理的审批尺度，再到高管层的绩效考核，都要体现风险偏好的导向。

1.2风险偏好与风险管理体系的协同关系

风险偏好是风险管理体系的“总纲”，如同交响乐的指挥棒，统筹着风险识别、计量、监测、控制各环节。以信用风险管理为例，风险偏好中“制造业贷款不良率不超过2.5%”的要求，会直接影响客户准入标准（如限制高耗能制造业客户）、授信额度测算（根据行业风险调整系数）、贷后管理频率（对高风险行业增加现场检查频次）。反过来，风险管理的实践结果又会反馈修正风险偏好。记得某年某银行零售贷款不良率突然攀升至3.2%，超出年初设定的2.8%容忍度，管理层立即启动风险偏好重检，发现是消费贷线上审批模型对共债客户识别不足，于是调整了风险偏好中“零售贷款线上审批占比不超过60%”的限制，并优化了模型参数。这种“偏好设定-执行反馈-动态修正”的闭环，正是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核心体现。

二、风险偏好的测度：从抽象到量化的技术跨越

2.1测度维度的多维度拆解

风险偏好测度的难点，在于将“愿意承担风险”的抽象意愿转化为可计量、可监控的具体指标。实践中，银行通常从“定量+定性”两个维度构建测度体系。

定量测度是“硬约束”，主要围绕资本、收益、风险损失三大核心要素展开。资本类指标关注银行承担风险的“底气”，如资本充足率（反映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覆盖能力）、杠杆率（核心一级资本与表内外总资产的比率）；收益类指标体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如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经济增加值（EVA），这类指标通过将预期损失计入成本，衡量单位风险带来的真实收益；风险损失类指标则是“底线管理”，包括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性覆盖率（LCR）等，直接反映风险暴露的实际水平。例如某股份制银行的定量测度体系中，不仅设定“集团并表口径资本充足率≥12%”的底线，还细化到“信用卡分期业务RAROC≥15%”“非零售业务预期损失率≤1.2%”等具体业务线指标。

定性测度是“软支撑”，重点考察风险文化、治理架构、流程控制等“隐性能力”。风险文化方面，可通过员工风险认知调查（如“是否了解本岗位风险偏好要求”的问卷得分）、违规事件发生率（如越权审批、数据错报的频次）来评估；治理架构方面，关注董事会是否定期审议风险偏好执行情况（如每年至少4次专题会议）、风险管理部门是否独立于业务条线（如风险总监直接向董事会汇报）；流程控制方面，需检查风险偏好传导机制是否畅通（如是否将偏好指标分解到分支行KPI）、应急预案是否完善（如流动性风险偏好触发时，是否有明确的融资渠道和资产变现计划）。我曾参与过一次监管检查，发现某支行因未将总行“房地产贷款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