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过程.docxVIP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过程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演变，如同一条奔涌的长河，既有源头的涓涓细流，也有中途的支流汇聚，更有最终的浩荡入海。在这条长河中，隋唐时期确立的三省六部制，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它上承汉魏以来的制度积淀，下启宋元明清的官僚框架，用近四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萌芽到成熟的蜕变。若要真正理解这一制度的精髓，我们需要沿着时间的脉络，从它的“胚胎期”讲起，看它如何在分裂与统一的交替中生长，在皇权与相权的博弈中定型，最终成为支撑庞大帝国运转的核心骨架。

一、制度溯源：汉魏南北朝的萌芽与积累

任何成熟制度的诞生，都不可能是空中楼阁。三省六部制的基因，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埋下伏笔，而真正的“细胞分裂”则发生在汉魏以降的动荡年代。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局部统一的反复，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反而成了制度创新的催化剂。

1.1秦汉官制的“母体”：丞相制的困境与内朝的崛起

秦朝建立的三公九卿制，以丞相为“百官之长”，总领全国政务。这种高度集中的相权，在天下初定时确实能高效运转，但随着帝国规模扩大，其弊端逐渐显现——丞相权力过大，既可能威胁皇权（如汉初诸吕专权），也容易因个人能力局限导致决策失误（如汉武帝时期田蚡专权引发的朝局混乱）。

为了制衡相权，汉武帝创造性地设立了“内朝”：选拔身边的郎官、侍中、给事中等近臣，组成非正式决策机构，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形成制衡。这些内朝官员原本只是皇帝的“身边人”，负责传达诏令、顾问应对，却因贴近皇权逐渐掌握实权。比如侍中原本是给皇帝“执虎子（便壶）”的杂役，后来却能“入侍帷幄，出参朝政”；尚书令最初只是管理皇家文书的小官，到东汉时已演变为“总典纲纪，无所不统”的“录尚书事”，尚书台甚至被称为“中台”，隐隐有取代外朝之势。

这种“内朝官外朝化”的趋势，为后来三省的形成埋下了关键伏笔。正如东汉末年政论家仲长统在《昌言》中所言：“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这里的“台阁”指的就是尚书台，它标志着行政权开始从丞相府向皇帝直属的秘书机构转移。

1.2魏晋南北朝的“分化期”：中书、门下与尚书的职能初分

如果说汉代是三省制的“胚胎期”，那么魏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分裂，则是制度的“分化生长期”。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皇帝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更依赖身边的亲信机构，同时也需要平衡各方势力，客观上推动了决策、审核、执行三种权力的初步分离。

中书省的崛起：曹魏时期，为了进一步削弱尚书台的权力（此时尚书台已逐渐外化为行政机构），魏文帝曹丕将原属少府的“秘书监”改为“中书省”，设中书监、中书令，专掌“典尚书奏事”，即负责起草诏令、参与决策。中书省的官员多为文学之士，如曹魏的刘放、孙资，西晋的张华，他们因“掌赞诏命，记会时事”而成为皇帝的“笔杆子”，时人称为“凤凰池”（比喻接近皇权的清要之职）。到了南朝，中书舍人甚至能“代天子立言”，直接影响朝政。

门下省的成型：与中书省同时发展的是门下省。门下省的前身是汉代的侍中寺，以侍中、给事中等官为核心，原本负责“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东晋南朝时期，随着皇权与门阀的博弈加剧，门下省的“封驳”职能逐渐明确——对中书省起草的诏令进行审核，若认为不当可“涂归”（用红笔涂改后退回）。比如刘宋时期，侍中何偃曾多次驳回皇帝的“手诏”，理由是“事有未允，宜加考论”，这种“审核权”的形成，为后来门下省“审署下达”的职能奠定了基础。

尚书省的专业化：这一时期的尚书台（南朝改称尚书省）则进一步向执行机构转型。曹魏时尚书台已下辖五曹（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到西晋扩展为六曹，职能覆盖了人事、民政、礼仪、军事、财政等领域。虽然尚书省长官（尚书令、仆射）仍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核心职能逐渐转向“总领六部，推行百政”。北朝的北魏、北齐在继承汉魏制度的同时，又融入了鲜卑族的行政经验，比如设立“都省”作为尚书省的中枢，统筹六部事务，这种结构直接影响了隋唐的尚书省设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魏晋南北朝的三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它们的职能常有交叉，且权力大小随皇帝信任程度波动（如南朝后期中书舍人权力膨胀，甚至凌驾于三省长官之上）。但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决策（中书）—审核（门下）—执行（尚书）”的权力链条雏形，为隋唐的制度整合提供了最直接的“操作手册”。

二、隋朝的整合：从“五省六曹”到三省六部的雏形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隋，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新帝国需要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官僚制度来支撑统一后的庞大版图，而隋朝的制度设计者们（如高颎、苏威等），正是站在魏晋南北朝制度积累的肩膀上，完成了三省六部制的“初次拼装”。

2.1开皇改制：五省六曹的框架搭建

隋文帝杨坚即位后，立即启动了大规模的官制改革。《隋书·百官志》记载，开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