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委组织部干部警示教育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docxVIP

在县委组织部干部警示教育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今天参加警示教育专题研讨会，我的心情既沉重又清醒。作为县委组织部办公室的一名文秘工作者，我虽不直接参与干部选拔任用，却常年与文件材料“打交道”，在起草领导讲话、整理廉政档案、汇总监督信息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过许多典型案例的细节——那些曾经优秀的干部如何在“温水煮青蛙”中迷失，那些看似微小的“第一次伸手”如何演变成大错，那些被忽视的“小圈子”“小爱好”如何成为溃堤蚁穴……这些细节像一面面镜子，照见了理想信念的松动，也映出了日常监督的盲区。下面，结合工作实际，我从三个方面汇报体会，恳请各位领导同事批评指正。

一、从“案中细节”看“心路嬗变”，那些被忽视的“第一次”，往往是堕落的起点

最近整理近三年全县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汇编时，我发现一个共性现象：几乎所有干部的“沦陷”，都始于对“第一次”的自我原谅。

比如，某乡镇原党委书记张某的案例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忏悔书中写道：“第一次收礼是在春节前，企业老板以‘拜年’名义送了两箱水果，里面夹了两万块钱。我当时反复推辞，但对方说‘书记您平时为我们解决用地指标、协调矛盾，这是点心意’。我想着‘不拿大头，就收这一次’，结果第二年春节，对方直接送了五万；第三年，企业出了环保问题，我‘下意识’帮他打了招呼……”从两万到几十万，从“被动收”到“主动帮”，他的堕落轨迹清晰可见——第一次的“下不为例”，成了第二次的“习以为常”；第一次的“小贪心”，成了后来的“大胃口”。

再比如，某县直部门原办公室主任李某，因挪用公款被判刑。他在忏悔时提到：“我负责管理单位备用金，最初只是临时周转借了五千块应急，想着下个月工资发了就还。但后来家里装修缺钱，又借了两万；再后来炒股亏了，越借越多……直到审计时才发现。”他所谓的“临时周转”，本质上是把公权力当成了“私人提款机”；所谓“下个月就还”，不过是自我安慰的谎言。

这些细节让我深刻认识到：干部出问题，往往不是突然的“大崩溃”，而是从“微腐败”“小放纵”开始的量变积累。作为文秘工作者，我们起草的每一份廉政提醒文件、整理的每一次警示教育材料，如果只是泛泛而谈“严守纪律”，而不深入剖析这些“第一次”的心理动因，就难以真正触动干部的内心。比如，我们在撰写《关于强化日常监督的通知》时，特意增加了“关注干部‘八小时外’社交圈”“警惕‘小恩小惠’背后的围猎风险”等具体场景描述；在整理典型案例时，不仅写“违反了什么规定”，更还原“当时是怎么想的”“第一次是怎么过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让干部从“别人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才能真正起到警示作用。

二、从“文秘视角”看“监督盲区”，那些“不起眼”的环节，恰恰是廉政风险的高发地

办公室作为组织部的“中枢神经”，承担着文件起草、会议组织、档案管理、信息汇总等职能。这些看似“幕后”的工作，恰恰能从细节中发现监督的薄弱环节。

去年参与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时，我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个别干部的“小爱好”背后藏着“大隐患”。比如，某单位一名干部在档案中填写“业余爱好”为“收藏玉石”，但在后续考察中，我们了解到他曾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赠送的“普通玉石摆件”；还有一名干部爱好摄影，经常以“采风”名义接受企业安排的旅游活动。这些细节在最初的档案里可能只是简单标注，但如果不加以关注，就可能成为围猎者的“突破口”。

再比如，我们在整理会议记录时发现，个别基层党组织在研究干部任用时，存在“程序空转”问题——虽然按流程召开了党委会，但讨论时“走过场”，对干部的廉政情况只简单说“没听说有问题”，没有深入核查；甚至有的会议记录由工作人员“代笔”，班子成员签字时“看都不看”。这些“程序上的形式主义”，本质上是对组织纪律的漠视，也为“带病提拔”埋下了隐患。

作为文秘工作者，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监督权，但有“发现问题的眼睛”和“提醒风险的义务”。比如，在起草《干部考察工作手册》时，我们特意增加了“重点关注干部‘八小时外’社交圈、生活圈”“对有特殊爱好的干部需核查交往对象”等提示；在整理廉政档案时，不仅收录纪律处分文件，还把干部填报的“个人爱好”“家庭重大事项”等细节纳入分析维度；在筹备警示教育大会时，我们主动收集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发现的“苗头性问题”（比如个别干部频繁使用公车办私事、报销单据存在模糊发票等），形成《身边的风险提示清单》，用“具体事”提醒“身边人”。因为我们知道，监督不是“抓大放小”，而是要从“小处着手”，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从“岗位责任”看“忠诚担当”，文秘工作者也要当好“纪律前哨”的“守夜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组织部门是管党治党的重要职能部门，组工干部必须做到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绝对忠诚。”作为办公室文秘人员，虽然不直接掌握干部任免权，但我们的每一份材料、每一次信息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