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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绿色理念：现代农民生态伦理观的构建与演进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下，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地域广袤，农民人口众多，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不仅关乎农民的生产生活质量，更对国家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的态势愈发明显，众多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在农村地区落地生根，由于缺乏有效的环保监管和污染治理设施，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和废渣直接排放，致使农村的土壤、水体和空气遭受严重污染。以一些农村地区的河流为例，原本清澈见底的河水如今变得浑浊不堪，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河中水生生物大量死亡，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合理也是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过度依赖化肥、农药来追求农作物的高产，不仅使土壤板结、肥力下降，还导致农药残留超标，对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据统计，我国每年化肥使用量高达数千万吨，其中相当一部分未被农作物吸收，而是流入土壤和水体，造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此外，规模化畜禽养殖产生的大量粪便和污水，由于处理不当，随意排放，也给周边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

农民作为农村生态环境的直接守护者和使用者，他们的生态伦理观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决定性作用。生态伦理观是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看法和道德准则，它指导着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拥有正确生态伦理观的农民，会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在农业生产中自觉采用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行动，注重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反之，如果农民缺乏生态伦理意识，就容易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采取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因此，深入研究现代农民的生态伦理观，对于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研究现代农民的生态伦理观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生态伦理学的理论体系。目前，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工业领域，对农村和农民的关注相对较少。通过对农民生态伦理观的深入研究，可以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拓展生态伦理学的研究视野，为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而言，了解农民的生态伦理观现状及影响因素，能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政府可以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伦理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同时，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引导农民采用绿色生产方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从而有效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直接针对农民生态伦理观的研究相对匮乏。不过，在生态意识研究领域，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早且成果丰硕。生态意识的概念源于西方，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书中围绕农药对自然环境的危害与破坏展开论述，如“这些喷雾液、药粉、烟雾剂现在几乎普遍在农场、花园、森林和家庭中使用”，该书引发了西方国家对自然环境破坏与保护的探讨，促使西方生态意识觉醒，也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奥尔多?利奥波德最早在《沙乡年鉴》中提出生态意识概念，指出若人们不能形成并正确认识生态意识，便无法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还提出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将社会意识扩展到自然领域。

在公民生态意识影响因素研究方面，Minter（2010）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生态意识由生态常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构成，与生态行为正相关，同时个人情绪、个人哲学价值等也会对公民生态意识产生影响。有观点指出，公民的生态行为受个人情绪直接影响，呈正相关，而实利主义哲学观念是主要影响因素，与生态行为呈负相关。在公民生态意识教育研究中，国外学术界高度重视。1972年在瑞典召开的世界环境会议制定《人类环境宣言》，首次明确提出环境教育概念。芬兰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台《国家课程》声明，提出在学龄儿童中普及环境教育，内容涵盖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也有学者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应追溯根源，而非仅做表面处置，这对环境保护政策制定有指导借鉴作用；还有学者从生态政治角度认为，生态意识教育需明确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创建绿色和谐社会，形成生态价值观念，以控制环境问题。美国通过开设专门生态教育机构，如美国环境教育司承担公民生态意识教育责任，还将生态意识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融合，在日常教学中渗透。

国内在农民生态伦理观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多。众多学者聚焦农民生态意识，探讨其现状、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有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发现，部分农民虽对生态环境问题有一定认知，但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受传统生产方式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