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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业救国到政治革新：刘国钧建国前后思想转变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刘国钧（1887-1978），作为民国时期的实业巨子、纺织大王，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成为了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朋友。他的一生，横跨了中国近现代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民族资本发展的历程中，刘国钧是一位标志性人物，其思想变化映射出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

在20世纪30年代，刘国钧引领了常州纺织业的发展，创立的大成公司在短短八年里，织机从200台增加到1730台，资本总额从50万元猛增到400万元，发展为可与外商抗衡的纺织染印全能型企业，创造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奇迹。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感慨道：“像大成这样8年增长8倍的速度，在民族工业中实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他发表《土纱救国计划书》，正式提出“纺织救国”，将个人事业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用实业救国兴国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拳拳爱国之心。

然而，在国共内战的炮声中，刘国钧出走香港。但在中共多次邀请下，他最终回归大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回国后，他加入民主建国会，政治上向中共靠拢。“五反”运动更是加速了他的思想转变，使其开始主动、积极地向中共靠拢，同时也开启了弃工从政的转变，最终成为中共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乃至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

研究刘国钧建国前后的思想变化，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社会转型角度来看，建国前后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思想文化等方面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刘国钧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代表，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是当时社会转型的一个微观缩影，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社会变革对个体思想的冲击与塑造，以及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与适应。

就民族资本发展而言，刘国钧的企业发展历程与思想变化息息相关。他在建国前的成功经营策略，以及建国后对企业公私合营的态度转变，反映了民族资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困境与机遇。通过研究他的思想变化，可以为我们探讨民族资本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发展路径提供重要案例，进而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同时，这对于当代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如如何在时代变革中把握机遇、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如何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等。

1.2研究现状与不足

目前，学界对刘国钧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早期研究多聚焦于刘国钧的实业成就，如《常州纺织史》《常州工业发展史略》等资料，详细记录了刘国钧创办大成公司的历程以及大成公司在技术革新、生产规模扩张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展现了其在推动常州纺织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史实基础。

在企业管理研究方面，学者们深入剖析了刘国钧独特的管理理念与方法。葛吉霞在《民国企业家刘国钧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指出，刘国钧秉持“凡事业之盛衰，多系于人之善善能用，恶恶能去，此为办理工业之重要关键”的选人用人原则，改革传统工头制，首创“公司大家庭”管理模式，出资建造公司宿舍、食堂、学校、保健所等，这些举措不仅有效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为企业营造了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为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关于刘国钧的爱国情怀和企业家精神，也有诸多研究成果。《统战文化专题特稿|刘国钧企业家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研究》提到，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中，刘国钧始终将个人事业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以实业救国兴国为己任，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新中国建设。他不仅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土纱救国计划书》，正式提出“纺织救国”，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个人捐献2.65亿，大成公司捐献50亿，折合三架半战斗机，充分彰显了其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然而，现有研究在刘国钧建国前后思想变化这一领域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对刘国钧建国前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纺织救国”等实业思想，而对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关注较少，未能全面展现其建国前思想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在建国后思想研究上，虽然认识到其政治立场的转变，但对于转变背后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例如，在“五反”运动对刘国钧思想转变的影响研究中，仅停留在事件表面，未深入挖掘运动背后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关系重塑等因素对其思想产生的冲击和重塑作用。在其从实业家向政治人物转变过程中，对其思想适应新角色的动态变化过程，也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本研究旨在弥补这些不足，从多维度深入剖析刘国钧建国前后思想变化，为全面认识刘国钧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3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以全面、深入地剖析刘国钧建国前后的思想变化。

文献研究法是基础，通过广泛搜集和整理与刘国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