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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数额认定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是一类高发且复杂的经济犯罪。它不仅侵害市场交易安全，更直接关系到被害人的财产权益。而在这类案件的办理中，“数额认定”始终是核心争议点——它既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未达立案标准可能仅属民事欺诈），也是决定量刑幅度的重要依据（数额越大刑罚越重）。本文将围绕合同诈骗数额认定的法律逻辑、实践难点与裁判规则展开，结合典型案例与司法共识，试图揭开这一”数字游戏”背后的司法智慧。

一、合同诈骗数额认定的法律根基：从条文到解释

要理解合同诈骗数额认定的规则，首先需回到刑法条文与司法解释的框架中。我国《刑法》第224条明确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作为合同诈骗罪的量刑阶梯，但并未直接规定数额的具体标准。真正为数额认定提供操作指引的，是最高司法机关出台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与规范性文件。

（一）基础标准：司法解释的量化规定

根据《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诈骗解释》），合同诈骗罪作为诈骗罪的特殊类型，其数额标准参照普通诈骗罪执行。具体而言：“数额较大”一般指3000元至1万元以上（各省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调整）；“数额巨大”指3万元至10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指50万元以上。这一标准为司法实践划定了基础门槛——只有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未达标准的通常按民事欺诈处理。

但需要注意的是，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侵害客体不同（前者还破坏市场秩序），部分省份会在司法解释授权范围内提高数额标准。例如经济发达地区可能将”数额较大”的起点定为2万元，以此体现对本地市场环境的特殊保护。这种”因地制宜”的调整，要求办案人员必须首先核实案发地的具体标准，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偏差。

（二）核心原则：主客观相一致与实际损失优先

法律条文的背后，是指导数额认定的核心原则。其中最关键的有两点：

其一，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行为。因此，数额认定不能仅看行为人实际获得的财物，还要结合其主观意图。例如，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乙签订标的100万元的采购合同，实际骗取50万元后案发。此时应认定诈骗数额为100万元（主观意图）还是50万元（实际所得）？根据司法共识，既遂数额以实际取得为准，未遂数额以意图骗取的数额为准。若甲已控制50万元，属于既遂，应认定50万元；若因乙及时发现仅支付30万元，则既遂30万元，未遂70万元（可合并计算）。

其二，实际损失优先原则。被害人的实际财产损失是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例如，丙以虚假项目骗取丁投资200万元，后将其中50万元用于”项目运作”（实际为转移资产），剩余150万元挥霍。此时丁的实际损失是200万元，而非丙的获利150万元。因为刑法保护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益，而非行为人的获利情况——即使行为人将部分资金用于”正当用途”，只要未实际弥补被害人损失，仍应按全额认定。

（三）特殊情形的法律回应：司法解释的补充规定

针对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特殊情形的处理规则。例如，对于”连环诈骗”（用后骗的钱还前骗的债），《诈骗解释》规定以”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假设戊先后诈骗A50万元、B80万元，用B的80万元归还A的50万元，剩余30万元挥霍。此时实际未归还的是B的80万元（因A的50万元已被填补），故诈骗数额应认定为80万元。这一规则避免了对”滚动诈骗”的重复计算，体现了对客观损失的精准评价。

再如，对于”部分履行合同”的情形，若行为人有一定履约行为但根本无履约能力，应扣除已履行部分对应的金额。例如己与庚签订100万元供货合同，收取货款后仅交付20万元货物，剩余80万元用于赌博。此时诈骗数额应为80万元（100万-20万已履行部分）。但如果己本身有履约能力，因市场变化未能完全履行，则可能不构成合同诈骗，数额认定更无从谈起——这再次强调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性地位。

二、实践难点：数额认定的四大争议场域

尽管有法律框架与司法解释，但合同诈骗的复杂性仍导致数额认定在实践中面临诸多争议。这些争议不仅考验办案人员的法律素养，更需要结合具体案情抽丝剥茧。

（一）成本扣除之争：行为人支出能否冲抵诈骗数额？

这是实践中最常见的争议点。例如，辛以虚假工程名义骗取壬保证金500万元，其中200万元用于”打点关系”（实际为行贿），100万元用于租赁场地，剩余200万元挥霍。此时是否应将200万+100万的支出从500万中扣除？

对此，司法实践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扣除”合理支出”，因为行为人并未实际占有该部分资金；另一种认为不应扣除，因为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是500万元，行为人的支出属于对赃款的处分，不影响损失计算。目前主流观点倾向于后者——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指导案例中明确：“行为人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