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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地道本色的新“农民作家”“赵树理方向”的建构赵树理的的创作观：赵树理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时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夺取那些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文艺大众化《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文艺源于生活，中外文化遗产是“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毛泽东在这篇讲话里大声呼吁作家们写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作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赵树理的创作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相默契，受到左翼文学界的代表人物郭沫若、茅盾、周扬、陈荒煤等的热情赞扬。1947年7、8月间，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正式提出“赵树理方向”，“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作为我们的旗帜”。建国后，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作家齐名，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1）“赵树理方向”是一种文艺政策性的引导，是对当时“主流”文学的倡导，因为他创作的大众化、农民化的审美追求，正好适应了当时解放区的社会变革需求。周扬当年的评价实际上是要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面向大众的革命文学树一个榜样，一种努力的前景——这种倡导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与特色。（2）赵树理的创作确实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新文学作家的新的历史特点，他的创作能忠实反映农民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要求，并真正为农民所接受，他的大众化是可以直接与农民对话的。（其他以前提倡大众化的作家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包括鲁迅、萧红，他们是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发现农民）（3）赵树理自觉地将写作与农村变革实践统一起来，常写问题小说，写农村变革以及农民的命运、心理、情绪，追求创作与现实生活的配合。注重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基本阶级矛盾社会政治运动中的疑难、偏差洋溢着40年代日益高涨的政治意识赵树理创作的特点1、主题（艺术视点）：以兴奋的笔触描绘了农民当家做主的历史必然性，并且以冷静的态度揭示了这一历程的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表达：（1）地主阶级的残酷和狡诈。《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地主李如珍：用血腥的屠杀镇压农民的反抗。《李有才板话》中的地主閻恒元：用隐蔽的手段保护自己、阻挠农民的翻身。（2）农民精神上的封建主义负担和狭隘的目光。《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传家宝》中的婆婆（3）基层政权不纯A、坏分子混进基层政权，如《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兴旺《邪不压正》中的小旦B、贫苦农民当上干部后，由于小生产者的封建心理，反过来压迫农民，如《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邪不压正》中的小昌2、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1）新一代农民《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小芹《传家宝》中的金桂（2）老式农民二诸葛、三仙姑（3）会发生锐变的年轻一代农民小元、小昌赵树理的文学贡献与局限贡献：（1）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这样，能直接融入到广大普通农民的文化生活中去。他的小说回应了新的社会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新的问题。他对农村中新人的塑造，他对新的政权基层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的揭示，他对新的时代农村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描写，为农村写作提供了新的经验。（2）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局限：过分强调中国民间文化的传统，对“五四”开创的新文化认识不足，与西方文学的隔绝限制了赵树理的艺术视野，束缚了他的艺术手脚，使他很难更为深广地表现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很难在一定的篇幅里展现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宏大的场面。如《李家庄的变迁》。对赵树理的评价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40年代后期，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党要求文艺要大众化、民族化，要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的巨大变化，赵树理的小说由此而获得广泛的赞誉。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文学强调理想化和乐观精神，强调以歌颂为主，强调写工农兵生活和重大题材，强调突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强调对政治运动和党的政策的配合，强调英雄形象的塑造。同时，党对农村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赵树理作品不适应的一面突现了出来，并随着形势的变化时高时低。“文革”后对赵树理研究的特点以及研究者们的主要观点（1）80年代初，文艺思想大解放，文坛上批判“四人帮”的“瞒和骗”、“假大空”文学，呼唤文学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回归。对赵理的研究主要是称颂其“现实主义”精神和作品的“反封建”主题。主要的研究者是黄修已、楼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