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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违规借转贷或高额放贷专项整治研讨发言

当前，随着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部分市场主体受利益驱动，违规借转贷、高额放贷等行为呈现隐蔽化、复杂化特征，不仅扰乱金融秩序，更直接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亟需通过专项整治遏制乱象、规范市场。结合近期工作实践，我从问题表现、成因剖析、整治路径三个方面分享几点思考。

一、违规借转贷与高额放贷的主要表现及危害

从监测情况看，当前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三类场景：

一是经营性贷款违规转贷套利。部分中介机构以“降低融资成本”为噱头，诱导借款人将高利率房贷、消费贷置换为低利率经营贷。典型操作模式为：中介先垫资结清原房贷，协助借款人虚构经营背景、伪造购销合同，向银行申请经营贷，再用经营贷资金偿还垫资款，从中收取3%-5%的“服务费”。这类行为表面上降低了借款人短期利息支出，但隐藏多重风险：经营贷期限短于房贷（通常3-5年vs20-30年），借款人面临到期“过桥”压力；银行一旦发现资金挪用，将提前收回贷款，导致借款人资金链断裂；虚构经营背景可能涉及骗贷，触及法律红线。据某省专项排查数据，2023年上半年共发现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案例237起，涉及金额1.8亿元，其中超60%为中介主导的转贷操作。

二是消费贷资金违规转借谋利。部分信用良好的借款人利用银行对消费贷的低利率政策（年化3.6%-4.5%），套取资金后以年化8%-15%的利率转借他人，形成“低息借入、高息借出”的资金掮客模式。这类行为多发生在熟人圈层或网络借贷平台，资金流向难以追踪，且借款人常以“资金周转”“亲友互助”为名掩盖牟利本质。例如，某网贷平台监测到一名借款人在3个月内通过3家银行申请消费贷共计80万元，随后分12笔转入6个非亲属账户，平均单笔利率达11.2%，经核实其与借款人间无真实交易背景，实质为高利转借。

三是“影子金融”领域的高额放贷。部分非持牌机构或个人以“咨询费”“服务费”“违约金”等名义变相抬高利率，实际年化利率远超司法保护上限（当前为LPR的4倍，约14.6%）。例如，某“助贷公司”为借款人提供5万元借款，合同约定月息1.5%（年化18%），但另收2000元“信息管理费”、500元“风险保证金”，综合成本折算后年化利率达22.3%；更有甚者通过“砍头息”“利滚利”方式，实际利率高达36%以上。这类行为往往伴随暴力催收、隐私泄露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上述行为的危害具有叠加性：一方面，资金脱离监管轨道空转套利，削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质效；另一方面，借款人因高息背负过重债务，易引发家庭财务危机，甚至衍生非法催收、恶意逃废债等次生风险；此外，中介机构的违规操作还可能引发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威胁金融系统稳健性。

二、乱象背后的深层成因分析

违规借转贷与高额放贷屡禁不止，是市场主体逐利、监管存在盲区、消费者认知偏差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从市场主体看，逐利动机驱动行为异化。中介机构作为“资金掮客”，单宗转贷业务可获数万元收益，在无明确准入门槛和监管约束的情况下，部分机构为“赚快钱”不惜突破合规底线；部分借款人对金融政策理解片面，仅关注“利率差”而忽视期限错配、政策变动等风险，甚至主动配合中介造假；少数银行机构在考核压力下，对贷款“三查”（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执行不到位，存在“重投放、轻管理”倾向，为资金挪用留下操作空间。

从监管机制看，跨部门协同与技术手段存在短板。违规行为涉及银行、小贷公司、中介机构、借款人等多主体，资金流向可能跨区域、跨机构流动，当前金融监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仍不充分，难以形成全链条监管闭环。例如，银行虽能监测到贷款资金流向，但对借款人转借他人后的二次、三次流转缺乏追踪手段；市场监管部门对中介机构的“助贷咨询”业务界定模糊，难以精准识别“违规中介”；司法机关在认定“高利”时，需综合计算各类隐性费用，取证难度较大。

从消费者层面看，金融素养不足加剧风险暴露。部分借款人对“经营贷与房贷的本质区别”“利率计算方式”“违约法律后果”等关键信息缺乏认知，容易被中介“低息”“无风险”的虚假宣传误导。例如，在某转贷纠纷案例中，借款人因中介承诺“银行不会抽贷”而选择转贷，最终因经营贷到期无法续贷陷入债务危机，但因“口头承诺无证据”难以维权。

从法律规制看，部分条款的操作性有待加强。尽管《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高利放贷、资金挪用等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但实践中“高利”的认定需综合考量服务费、违约金等各类费用，操作标准不够明确；对中介机构的“协助造假”行为，缺乏具体的处罚依据（目前多以《反不正当竞争法》或《广告法》处罚，力度有限）；对“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如“一定时间内多次放贷”）在司法实践中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