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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军功爵制的演变

引言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汉曹全碑》拓片前，常能看到游客驻足细读碑文中”军功列侯”的字样。这块东汉石碑记录着敦煌太守曹全家族因军功获爵的荣耀，而千年前长安城下的士兵们，或许也曾怀揣着”斩一首爵一级”的期待，在沙场上拼杀——这便是军功爵制最生动的注脚。从汉高祖”与天下同利”的分封，到唐太宗”勋官十二转”的激励，军功爵制如同一条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汉唐两朝的军事荣耀、社会流动与制度变迁。它不仅是奖励战功的工具，更是观察古代社会结构、阶层流动与国家治理的重要窗口。

一、汉代军功爵制：从制度初创到功能嬗变

1.1秦制的继承与汉初的”军功社会”

汉代军功爵制的源头可追溯至商鞅变法确立的二十等爵制。这套诞生于战国争雄背景下的制度，以”爵”为核心，将”斩一首爵一级”的规则制度化，形成了从最低等”公士”（爵位第一级）到最高等”彻侯”（汉武帝时因避讳改为”通侯”，第二十级）的完整序列。刘邦集团在反秦与楚汉战争中，几乎全盘继承了这一制度——《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载，汉初功臣如萧何、曹参、周勃等，皆因军功获封列侯（二十等爵最高级），食邑少则数百户，多则万户。

这种”军功授爵”的制度在汉初形成了独特的”军功社会”。普通士兵只要斩获敌首，就能依次获得”上造”“簪袅”等低等爵位，从而享有田宅分配（如公士授田1顷、宅1宅，上造递增）、免除部分徭役、减刑（如爵至五大夫可免更卒徭役）等实际利益。《居延汉简》中一枚简牍记载：“燧长张某，斩首二级，爵迁上造，得田二顷，宅二宅”，便印证了底层士兵通过军功改变命运的可能。

1.2西汉中期：从”实利激励”到”制度贬值”

汉武帝时期是军功爵制的转折点。一方面，对匈奴的持续战争需要更庞大的激励体系，武帝增设”武功爵”（《史记·平准书》载有”造士”“闲舆卫”等十七级），试图用新爵制补充传统二十等爵；另一方面，频繁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爵位资源，加上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开始”卖爵赎罪”（如规定入粟千石可买爵一级），导致爵位含金量急剧下降。

《汉书·食货志》记载，到武帝晚年，“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原本需累积战功才能获得的五大夫（第九级）爵位，因百姓大量购买而”贱如粪土”。更关键的是，随着土地兼并加剧，政府已无法按制度给获爵者分配足额田宅。居延汉简中”某爵公乘，应授田二十亩，实授五亩”的记录，正是这一矛盾的缩影。此时的军功爵制，逐渐从”以爵驭民”的实利工具，演变为象征身份的荣誉符号。

1.3东汉：军功爵的”名实分离”与豪强崛起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末年”爵轻而民傲”的教训，对军功爵制作出调整。《后汉书·百官志》载，东汉虽保留二十等爵制，但实际授予集中于”列侯”“关内侯”等高层爵位，中下层爵位（如公士至五大夫）多作为荣誉赏赐，不再与田宅直接挂钩。

这种变化背后，是豪强地主阶层的崛起。东汉的开国功臣多为地方豪强，他们更看重实际的政治权力（如担任州牧、郡守）与经济实力（如控制庄园），而非虚衔爵位。《后汉书·马援传》中，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后，光武帝仅封其为”新息侯”，但马援更在意的是”令部曲屯垦，得谷百万斛”——这反映出军功爵在东汉已退居次要地位，实际利益的分配转向土地与权力的直接掌控。

二、魏晋南北朝：动荡中的制度重构

2.1战乱频仍下的”爵制复兴”

东汉末年至南北朝，中国陷入近四百年的分裂动荡。频繁的战争（如官渡之战、淝水之战）使军功爵制重新获得重视。曹操在《军策令》中明确”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其建立的”名号侯”“关中侯”等虚封爵制（无食邑，但可享受免役、减刑），成为对传统二十等爵的补充。

《三国志·张辽传》记载，张辽以八百破十万，解合肥之围后，曹操”进爵都乡侯，增邑千户”。这里的”都乡侯”属于东汉以来的列侯细分（县侯、乡侯、亭侯），但实际食邑往往因战乱无法落实。不过对于士兵而言，“斩将夺旗可得关内侯”的口号仍有强大吸引力——毕竟在朝不保夕的乱世，一个爵位或许能为家族换来一丝生存保障。

2.2门阀制度下的”爵制异化”

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垄断政治，军功爵制出现”异化”。一方面，寒门武将通过军功获得爵位，试图突破阶层壁垒（如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身”田舍翁”，因军功累迁至宋王）；另一方面，士族子弟即使无军功，也可通过”恩荫”获得高爵（如梁朝王谢子弟多封县侯）。

《南史·陈庆之传》中，寒门将领陈庆之率七千白袍军北伐，“十四旬平三十二城”，最终获封永兴侯。但同期的琅琊王氏子弟王僧辩，仅因家族背景便获封永宁郡公。这种”军功爵与门荫爵并存”的现象，折射出制度在阶层矛盾中的扭曲：对寒门是上升通道，对士族则是身份维持工具。

2.3北朝的”胡汉融合”与制度新变

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朝开始探索”胡汉结合”的爵制。鲜卑传统的”部落勋赏”与汉族二十等爵制融合，形成”王、公、侯、伯、子、男”六等爵制（《魏书·官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