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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同性伴侣关系在婚姻法视角下的保护模式探究：困境、借鉴与展望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社会，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开放以及人权意识的逐步提升，同性伴侣关系这一话题日益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性恋群体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平等的婚姻权利和稳定的伴侣关系的追求，是其基本人权的重要体现。从国际范围来看，截至2024年，全球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以法律形式承认了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如荷兰在2001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随后，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等国也纷纷跟进。这些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同等的婚姻权利，包括财产继承权、社会福利享受权以及共同收养子女的权利等，这不仅是对同性恋群体人权的尊重与保护，也体现了社会文明和法治进步的趋势。

在我国，虽然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包容度逐渐提高，但同性伴侣关系在法律层面仍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目前，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结婚应当是男女双方自愿结合，这就从法律条文上排除了同性伴侣结婚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同性恋群体在我国人口中占据着一定的比例，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教授根据国内外权威调查推测，中国同性恋者人数在3900万-5200万左右。庞大的群体数量意味着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不容忽视。在现实生活中，同性伴侣由于缺乏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在财产分割、医疗决策、继承等方面面临着重重困境。例如，当一方同性伴侣生病时，另一方可能因为没有法律上的亲属关系而无法参与医疗决策；在共同购买房产等财产后，若关系破裂，财产分割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同性伴侣的个人权益，也对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研究我国同性伴侣关系在婚姻法视角下的保护模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完善法律体系的角度来看，填补同性伴侣关系法律保护的空白，能够使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更加全面和完善，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增强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在保障人权方面，给予同性伴侣平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是对人权平等原则的贯彻和落实，体现了国家对每一个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有助于提升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让他们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享有与异性恋者同等的待遇。从促进社会和谐的层面出发，解决同性伴侣面临的法律困境，能够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营造更加包容和多元的社会环境，使同性恋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进而推动整个社会朝着更加和谐、文明的方向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同性伴侣关系法律保护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颇丰。在理论研究方面，众多学者从人权、平等、社会伦理等多元视角展开深入探讨。人权理论层面，如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论的框架下，强调每个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同性伴侣的婚姻权利理应包含其中，这为同性伴侣关系法律保护提供了坚实的人权理论基石。社会伦理领域，学者们积极倡导对多元性取向的尊重与包容，认为社会伦理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异性恋婚姻模式，同性伴侣关系同样值得认可与保护，为同性伴侣关系的合法化奠定了伦理基础。

在立法实践研究上，不同国家的立法模式和实践经验成为研究重点。荷兰作为全球首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其立法模式和实施效果备受关注。荷兰的《同性婚姻法》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完全相同的法律地位和权益，在财产分配、继承、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一视同仁。通过对荷兰的研究发现，同性婚姻合法化不仅提升了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地位，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也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发展。美国的情况则较为复杂，不同州在同性婚姻立法上存在差异。部分州较早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而有些州则持保守态度。这种差异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对比素材，通过分析不同州立法背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有助于深入理解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在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中，经历了激烈的政治辩论和法律斗争，这反映出社会观念、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力量在其中的博弈。

国内关于同性伴侣关系法律保护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关注度的提高，研究也日益增多。学者们主要围绕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面临的障碍等问题展开讨论。在必要性方面，强调保障同性恋群体人权，认为给予同性伴侣合法的婚姻地位是对人权平等原则的贯彻，能让他们在社会中获得平等的对待和尊重，减少因性取向而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同时，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因同性伴侣关系缺乏法律规范而引发的纠纷和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然而，当前国内研究在结合国情构建同性伴侣关系保护模式方面仍存在不足。多数研究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对于如何将同性伴侣关系法律保护与我国现有的婚姻家庭法律体系有机融合，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在借鉴国外经验时，未能充分考虑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和法律制度背景。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