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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更新行动研究报告

一、时代背景与战略意义

1.1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新要求

1.1.1高质量发展对城市功能提出更高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城市发展已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传统以土地扩张为主导的模式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求。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1%，但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业创新能力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仍存在差距。例如，部分老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服务配套不足，新城新区产城融合度低，城市治理精细化程度有待提升，亟需通过城市更新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功能体系、提升发展质量。

1.1.2人民城市建设需要更新理念与模式创新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宗旨。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居住环境、就业机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多元化。据住建部统计，全国现有城镇老旧小区21.9万个，涉及居民约4200万户，这些区域普遍存在设施陈旧、功能缺失、环境脏乱等问题，亟需系统性改造。同时，青年群体对创新创业空间、老年人对适老化设施、新市民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叠加，要求城市更新从“大拆大建”向“绣花式”精细更新转变，从单一物质空间改造向人文关怀、社会融合、产业赋能的综合更新升级。

1.1.3城乡融合要求城市更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城乡协调发展，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其更新行动需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衔接。一方面，城市更新可通过产业外溢、技术扩散、人才流动带动周边乡村发展；另一方面，乡村的生态资源、文化底蕴能为城市更新提供特色支撑。例如，长三角地区通过“城市更新+乡村振兴”联动模式，推动城市老旧工业空间转型为乡村文创基地，既盘活了城市存量资源，又促进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践路径。

1.2城市更新的政策演进与实践逻辑

1.2.1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的历史跨越

我国城市更新政策经历了从“旧改”到“城市更新”的迭代升级。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以棚户区改造、危房改造为主的“旧改”主要解决基本居住需求；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修补、生态修复”，标志着城市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2021年《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城市更新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一演进过程反映了从“重速度”到“重质量”、从“重物质”到“重人文”、从“重建设”到“重治理”的逻辑深化。

1.2.2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与制度创新

近年来，国家层面密集出台城市更新相关政策文件，构建了“1+N”政策体系。2021年住建部印发《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一批）》，2022年《“十四五”城市更新实施方案》明确重点任务，2023年《关于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强化要素保障。地方层面，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结合实际出台地方性法规，如《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明确“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广州市城市更新条例》创新“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机制。政策体系的完善为城市更新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动了从“试点探索”向“全面规范”的转变。

1.2.3地方实践探索中的经验与挑战

各地在城市更新实践中形成了特色模式：上海以“一城一策”推进旧区改造，通过“两旧一村”（旧区改造、旧住房改造、城中村改造）统筹改善民生；广州以“微改造”激活老城区活力，通过“绣花功夫”修复历史风貌；成都以“公园城市”理念推动城市更新，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然而，实践中仍面临资金平衡难、利益协调复杂、历史文脉保护与开发矛盾等问题。例如，部分城市因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千城一面”，部分项目因公众参与不足引发社会矛盾，亟需在实践中探索解决方案。

1.3城市更新行动的核心价值与时代使命

1.3.1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城市更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通过盘活低效用地、老旧厂房、商业综合体等存量资源，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例如，北京首钢园通过工业遗产改造，引入科幻产业、数字科技等新业态，2023年营收突破50亿元，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典范。同时，城市更新带动建筑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建筑、智能建造技术应用，2022年全国城市更新完成投资5.5万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2.3%，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

1.3.2促进社会公平与民生福祉提升

城市更新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居住环境质量，促进社会公平。例如，全国累计完成2000余个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5万余部，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便民超市等设施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