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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

德国历史学派形成于十九世纪初期，兴起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在德国流行了近半个多世纪。它的风格迥异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一个反对者。十九世纪末，经过着名的德奥方法论之争以后，德国历史学派归于沉寂。纵观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起、鼎盛和衰亡过程，有一个现象颇引人注目，那就是在主流经济学衰落时，历史学派兴起；而当主流经济学重新崛起时，历史学派却衰落了。历史学派兴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它的兴衰以及这一过程本身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一、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是历史学派反对与抨击经济学的主要法宝。这一思想在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亚当·米勒和李斯特那儿就已经萌芽，经过罗雪尔的发展，到施穆勒的达到顶峰。

所谓历史主义，它强调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认为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并且每个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及形成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在于每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因此，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也只有通过对各国发展史的研究，才能归纳出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并不存。

亚当·米勒首开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先河，强烈批评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李斯特在其名着《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开篇第一编就回顾了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旨在说明各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与“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国家经济学”，认为后者的研究主题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并着重“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

罗雪尔则进一步指出：人们是“为很不相同的和非经济的动机所驱使，并且是归属于完全一定的民族、国家和时代”，认为“历史学家则尽量忠实地描述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因此，他在《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将历史方法的原理归纳为：1.通过记述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解决“如何才能更好地增进国家富强这个问题”，并认为“这样的记述同有关国民经济生活的其他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2.研究“过去各文化阶段”，因为过去文化阶段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现代一切未发达国民的最好教师”；3.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作比较，“如果新的国民经济表现出一种同过去的国民经济相类似的倾向，我们在认识这种倾向时就可以从这种类比关系中得到极为宝贵的启示”；4.中性地对待任何制度，因为“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只有深刻地了解制度的变迁过程，才能把握制度变迁规律。

施穆勒系统论证了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之归纳为“历史归纳法”、“历史生理法”和“历史统计法”三类。认为罗雪尔的研究是“历史生理法”的代表，他自己的方法是更科学的“历史统计法”。他力图通过归纳历史和统计资料，建立他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全面讨论所有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在此认识的指导下，他创立与主编了被称为“施穆勒年鉴”的《德国立法、行政和经济年鉴》，全面搜集和记录历史资料。因此也使历史学派成为当时德国的主流经济学派，他本人则长期握有审批德国社会科学界教授职位的权力，成为领袖人物。德奥方法论之争也主要在他和门格尔之间展开。在论战中，他坚决反对门格尔所采取的“英国演绎学派”的方法，认为他们将经济学说建立在一两个心理命题上的做法，把经济学弄得过于狭隘，演绎方法的使用要服务于和从属于归纳方法。他宣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不是从已经过一百次蒸馏的旧教条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

施穆勒将历史主义推崇到了极致，桑巴特则将历史主义方法论具体运用于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析，写出了三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这一巨着，从而使历史学派达到了学术上的顶峰。在这本书中，桑巴特已经意识到历史学派轻视经济理论的缺陷，声称“‘历史的’和‘抽象的’国民经济学间的对抗，已经丧失了一切意义和一切重要性”。他要“借助于有秩序有系统的范畴”，“给予死材料以生命”，认为“只有对全部科学材料作根本的力量的深入检讨，才能够发现见诸现象中的最普遍联系。只有一个在理论上受过完全锻炼的，尤其认识现代经济生活的经济学者，才能够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史”。但他对古典经济学的评价仍然不高，认为那只是一种技术学说，是“商会秘书的国民经济学”，“不受历史的或哲学的重负压迫，……为着日常状况去处理日常经济问题”，强调只有在历史的、哲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