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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探究——以广西传销现状为视角

一、法律解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与认定

（一）构成要件的多维透视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公民财产所有权首当其冲受到侵害。在传销活动中，参与者往往被诱骗投入大量资金，最终血本无归，多年积蓄付诸东流。市场经济秩序也深受其扰，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被破坏，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度降低。社会管理秩序同样遭到破坏，传销活动引发的社会问题如群体性事件、治安问题等，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犯罪对象主要是货币，传销组织通过各种手段骗取参与者的钱财，实现非法敛财的目的。

客观层面，违反国家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且达到情节严重程度是构成此罪的关键。传销活动通常以虚构的经营活动为幌子，要求参与者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来获取加入资格，再依据发展人员的数量进行计酬或返利，以此引诱、胁迫参与者不断发展他人加入，进而骗取财物。组织者、领导者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他们积极策划、组织、指挥传销活动，推动其运作和扩张。比如，一些传销组织的头目精心设计传销模式，制定诱人的回报计划，组织培训课程，蛊惑他人参与，对这类情节严重的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主体上，此罪为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不过，在实际打击中，重点关注的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以及积极参与者。组织者是传销活动的发起者和核心推动者，他们掌控着整个传销组织的运作方向和利益分配；策划者为传销活动出谋划策，设计各种欺骗手段和发展策略；积极参与者则在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协助组织者开展活动，如负责宣传、培训、管理下线等。而对于一般参加者，由于他们大多也是受害者，通常不予刑事追责。

主观上，行为人必须具有直接故意，且是以非法牟利为目的。他们明知传销行为违反国家法规，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严重危害，但为了获取巨额财富，仍然积极主动地实施传销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和追求的态度。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欺骗他人，通过发展下线来获取非法利益，却毫不顾忌后果。

（二）罪与非罪的司法界分

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区分传销与直销至关重要。直销是合法的经营模式，它以真实的产品销售为核心，通过直销人员直接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直销人员加入时一般无需缴纳高额入门费，产品价格合理，且有完善的退货机制保障消费者权益。而传销则截然不同，它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为主要运作模式，产品往往只是一个幌子，甚至没有实际产品。参与者需要缴纳高额费用或购买高价低质的商品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其收益主要依赖发展下线的数量，而非产品销售。比如某些传销组织，声称销售保健品，实则产品质量存疑，价格却远超市场同类产品数倍，参与者主要通过不断发展新成员获取提成，这就是典型的传销行为。

判断情节是否严重，需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涉案金额是重要指标之一，若涉案资金巨大，表明传销活动的规模和危害程度较大。人员数量也不容忽视，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众多，意味着更多家庭可能遭受经济损失，社会影响更为恶劣。手段的恶劣程度同样关键，如采取胁迫、欺骗等手段迫使他人加入，或者对不服从的人员进行人身伤害等，这些恶劣手段会加重社会危害性。社会影响方面，若传销活动引发了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的社会舆论等，也会被认定为情节严重。根据相关规定，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或直接、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等情形，即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现状扫描：广西传销的现实图景与治理成效

（一）广西传销的典型样态

广西作为传销活动的重灾区，长期以来深受其扰。传统聚集型传销与新型网络传销在此地肆意蔓延，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秩序，给民众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传统聚集型传销在广西有着深厚的土壤，以“资本运作”“1040工程”等为幌子的传销活动屡见不鲜。这类传销依托臭名昭著的“五级三晋”制，通过发展下线来构建庞大的层级网络。例如在桂林，曾出现“33500”项目，犯罪分子大肆虚构国家政策，声称参与项目投资就能获得高额回报。他们将目标瞄准中老年人，利用这些人群渴望财富增值又相对容易轻信他人的特点，通过精心设计的洗脑话术，诱骗他们投入大量资金。在这个过程中，传销组织内部形成了严密的层级，从底层的普通参与者，到高层的组织者、领导者，每一层级都依靠发展下线获取利益，底层参与者不断被压榨，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上层组织者的口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型网络传销在广西也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由爱超级购”“MFC虚拟币”等平台打着电商、投资理财的旗号，行传销之实。这些平台利用互联网的隐蔽性和便捷性，打破地域限制，在短时间内就能吸引大量人员参与。它们通过线上宣传、虚假承诺高额回报等手段，吸引投资者上钩。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