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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一扶不签合同

“三支一扶”计划作为国家引导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的重要政策，其合同签订问题直接关系到服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与基层治理的规范化发展。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三支一扶”人员在服务前必须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服务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等核心条款。这类协议通常由服务人员与地方政府人事部门或基层用人单位签订，部分地区通过劳务派遣机构实施时，还需签订符合《劳动合同法》规范的劳动合同。协议中不仅包含服务期内的生活补贴标准、社会保险缴纳责任，还涉及服务期满后的就业保障措施，如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考核聘用等优惠政策。从法律性质看，“三支一扶”协议虽不同于普通劳动合同，但其作为具有行政契约属性的书面文件，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是确保计划有序实施的制度基础。

然而在基层实践中，不签合同或合同签订不规范的现象仍时有发生。部分基层单位因对政策理解存在偏差，认为“三支一扶”人员属于临时帮扶性质，无需签订正式协议；也有地区因财政紧张或管理流程简化，仅通过口头约定确定服务关系。更复杂的情况出现在多方主体参与的场景中，例如支教人员可能同时面对学校、教育局、人事部门等多个机构，导致合同签订主体模糊，最终形成“服务已开始，协议未签订”的尴尬局面。这种现象在偏远地区尤为突出，某西部县域2024年招募的15名“三支一扶”人员中，有6人直到服务满3个月后才补签协议，其中3人因协议条款与最初承诺不符引发纠纷。

不签订书面合同对服务人员权益造成的损害是多维度的。在劳动报酬方面，缺乏合同约束导致部分基层单位随意降低补贴标准，某乡镇支农人员反映，其实际月收入比政策规定低800元，因无书面约定难以维权。社会保险权益更易受到侵害，未签合同的“三支一扶”人员中，约四成存在养老保险断缴情况，部分服务期满后因缴费记录不全，无法享受政策规定的续接优惠。职业发展保障也随之弱化，某省教育系统规定，支教人员服务期满需凭协议办理教师资格认定，但未签合同者需额外提供6个月以上的工作证明，这一过程平均耗时3个月，直接影响后续就业。

对基层治理而言，合同缺失同样带来隐性风险。一方面，服务内容缺乏明确约定导致工作边界模糊，某扶贫岗位人员被长期安排承担乡镇行政事务，偏离“三支一扶”计划初衷；另一方面，考核标准不清晰使得服务质量难以量化，某县2024年“三支一扶”人员年度考核中，未签合同者的优秀率比签约者低22个百分点，暴露出管理失序问题。更严重的是，当服务人员与基层单位发生纠纷时，由于缺乏书面依据，劳动仲裁部门往往难以界定责任，某支医人员因医疗事故引发赔偿争议，最终因无法证明劳动关系，导致维权陷入僵局。

这种现象的产生源于政策执行中的多重梗阻。在制度层面，国家政策虽明确要求签订协议，但对合同主体、条款细则等缺乏统一规范，导致各地操作差异显著。例如东部某省要求“三支一扶”人员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而西部某省则直接由乡镇政府出具服务证明，这种差异为合同缺失提供了土壤。基层执行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部分乡镇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身兼数职，对“三支一扶”政策理解不深，在人员招募高峰期易出现协议签订滞后。此外，服务人员自身法律意识薄弱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约60%的未签合同者表示“相信政府不会违约”，主动放弃了签订书面协议的权利。

解决“三支一扶”合同签订问题需要构建多层次的治理体系。在政策完善方面，应制定全国统一的《“三支一扶”服务协议示范文本》，明确约定服务期限、工作内容、薪酬福利、考核标准等核心条款，特别要细化社会保险缴纳责任主体与争议解决机制。地方政府需建立“协议签订—履行跟踪—期满考核”的全流程管理台账，将合同签订率纳入基层政府年度考核指标。针对基层执行能力不足的问题，可依托县级人事部门建立“三支一扶”管理专员制度，负责协议签订指导与日常权益维护。对服务人员而言，在入职前应主动要求签订书面协议，重点核查协议主体是否具备法人资格、条款是否与政策文件一致，必要时可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政策解读。

合同签订规范化是“三支一扶”计划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当服务人员手持规范协议走进乡村学校、田间地头时，他们不仅带着知识与技能，更带着制度赋予的保障与尊严；当基层单位通过合同明确权责边界时，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更加精准高效。从长远看，唯有将“三支一扶”计划纳入法治化轨道，用书面契约固化权利义务，才能真正实现“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战略目标，让青春力量在基层沃土中结出更多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