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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农业制度与土地关系

站在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上，脚下的夯土还残留着两千年前的温度。风掠过残垣断壁时，仿佛能听见汉代农夫的吆喝——那是铁犁破土的声响，是渠水漫过田垄的叮咚，是谷穗在风中沙沙作响的丰收谣。汉代以”强汉”闻名，其根基却深扎在土地里。从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时对田产的谨慎，到光武帝刘秀”度田”时的激烈博弈，农业制度与土地关系始终是帝国运转的命脉。这篇文章，我们就沿着田埂、穿过牛棚、走进粮仓，看看汉代人如何用双手和智慧，在土地上书写帝国的兴衰。

一、土地所有制：从”授田”到”兼并”的变奏

1.1汉初土地制度的”重建逻辑”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汜水之阳称帝时，面对的是”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的惨状。关中地区”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如何让流民归田、恢复生产？汉初统治者选择了”授田制”的改良版。

根据湖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记载，汉初实行”名田制”，即按爵位高低授予土地：关内侯95顷、大庶长90顷，直到公士1.5顷，庶人1顷。这里的”名”是”占名”之意，即把土地登记在个人名下。这种制度有两个关键：一是延续了秦代”军功授爵”的传统，通过土地分配巩固新政权的军事集团；二是保留了”授田”的社会保障功能，普通庶民也能获得基本耕地（1顷约合今30亩）。

我曾在敦煌汉简里读到过这样的记录：“里正张二，正月初三，授田民李狗儿，东陌南头，田一顷，立木为界。”想象一下，初春的阳光里，里正带着木尺，农夫李狗儿跟着，在荒野里划出属于自己的土地。那根木杆插下去时，不仅是地界的标志，更是一个普通百姓对”家”的期许——有了田，就能种粟、养妻、育儿，就能在年终时给灶王爷供上一碗新米。

1.2土地私有化的”隐形推手”

但”名田制”从诞生起就埋下了私有化的种子。《户律》同时规定：“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也就是说，土地可以买卖，只是卖了就不能再申请。这看似限制，实则默许了土地流转。到文景时期，随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商业资本开始渗入土地。

《史记·平准书》记载，文帝时”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那些靠盐铁、贩运发家的商人，开始用积累的财富购买土地。我在居延汉简中见过一份买卖契约：“元凤元年，甲渠侯官市，商人王三以钱五万，买民陈四田廿亩，立券为凭，中见人里长赵五。”五万钱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记录，一斗粟约10钱，五万钱够买500石粟（约合今15吨），换20亩地，可见土地价格之高，也说明商人对土地的渴求。

1.3土地兼并的”加速度”与”反制”

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进入快车道。一方面，对外战争消耗巨大，“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史记·平准书》），灾民不得不卖田求生；另一方面，“告缗令”虽打击了商人，但部分官僚趁机侵吞民田。《汉书·宁成传》载，宁成罢官回乡后”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成了典型的大地主。

面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的局面，西汉中后期开始尝试”限田”。汉哀帝时颁布”限田令”：“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但执行效果如何？《汉书·王莽传》说”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贵族官僚反对，最终不了了之。到东汉，豪强地主更进一步，形成”坞堡经济”——大庄园里有农田、果园、鱼塘、作坊，甚至私人武装，土地关系彻底从”国家主导”转向”豪强控制”。

二、农业生产：技术革新与制度保障的双重驱动

2.1铁犁牛耕：从”奢侈品”到”标配”的跨越

汉代农业生产力的飞跃，首推铁制农具的普及。《盐铁论·水旱》载：“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出土了犁铧、锄、铲等农具范具；陕西礼泉出土的汉代铁犁，犁体长40厘米，刃宽28厘米，能深耕20厘米以上。

牛耕的推广更具革命性。汉初牛还很金贵，《二年律令·贼律》规定”盗牛者当死”，到汉武帝时，赵过推行”代田法”，明确要求”用耦犁，二牛三人”（《汉书·食货志》）。我在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上见过”牛耕图”：两头黄牛并排拉犁，农夫扶犁，后面一人播种，这场景和今天华北农村的”二牛抬杠”几乎一样。

但推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汉书·食货志》说，有些地方”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于是发明了”人力犁”——几个人拉着犁前进。这种”人拉犁”的场景，在江苏睢宁双沟汉画像石中也有描绘：四个农夫弓着背，腰上系着绳子拉犁，汗水滴在泥土里。这让我想起老家的爷爷说过：“以前没牛的时候，咱们老李家兄弟几个就是这样拉犁，腰都快断了，但总比不种强。”

2.2耕作技术：“代田法”与”区田法”的智慧

汉武帝晚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出”代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