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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荒现象的成因分析

引言

近年来,金融市场中“资产荒”一词频繁被提及,成为投资者、金融机构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所谓资产荒,并非指市场中完全没有可投资的资产,而是表现为优质资产供给相对不足,难以满足资金端日益增长的配置需求,具体体现为低风险、收益稳定的资产价格持续攀升、收益率不断下行,而高风险资产又因不确定性过高难以被大规模接纳。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宏观经济、金融市场、资金结构与微观主体行为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本文将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金融监管政策调整、资金供给端结构性转变、微观主体行为互动四个维度,层层递进地剖析资产荒现象的深层成因。

一、宏观经济增速换挡与资产供给收缩

(一)传统增长模式下资产创造能力衰减

经济增长是资产创造的基础。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房地产、基建、制造业等传统行业通过大规模融资和扩张,持续创造出以信贷、债券、非标资产为代表的优质资产。例如,房地产企业通过开发贷款、信托融资等方式形成的债权资产,地方政府平台通过城投债、PPP项目形成的基建类资产,以及制造业企业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产业债,这些资产因有稳定的现金流或隐性信用背书,一度是金融市场的“香饽饽”。

然而,随着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传统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受“房住不炒”政策引导和市场饱和影响,销售增速放缓,房企利润率收窄,部分高杠杆企业甚至面临债务违约风险,导致以房地产为底层资产的债权类资产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基建投资受地方政府债务约束强化影响,新增项目更注重“有效性”而非“规模性”,过去依赖政府隐性担保的城投债发行规模增速放缓,且部分弱资质平台的信用风险逐渐暴露。制造业则因产能过剩和全球产业链重构,部分行业投资意愿低迷,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技术改造而非扩产来提升效率,新增融资需求减少。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传统领域的优质资产供给量收缩。

(二)新兴产业资产供给规模与需求不匹配

经济转型背景下,新兴产业如高端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成为新的增长引擎,理论上应成为新的资产创造来源。但新兴产业的资产供给存在两个显著短板:其一,新兴产业多为轻资产模式,企业核心资产是技术、专利和人才,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抵押物(如土地、厂房),难以通过抵押融资形成标准化债权资产;其二,新兴产业企业多处于成长期,盈利模式尚未完全成熟,部分企业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其股权资产虽有高成长性,但风险波动性大,难以满足资金端对“稳定收益”的需求。例如,科创板、创业板上市企业中,不少企业市盈率高企但净利润规模小,股权资产的“高风险-高收益”特征与银行理财、保险资金等机构的“中低风险-适度收益”偏好存在错位,导致新兴产业资产难以快速填补传统资产收缩留下的缺口。

二、金融监管强化与资产创造渠道受限

(一)资管新规重塑资管行业生态,非标资产供给大幅减少

2018年资管新规落地后,金融监管进入“严规范”阶段,其中对非标资产的限制成为影响资产供给的关键因素。非标资产(如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银票等)曾是金融机构绕过传统信贷限制、为房地产、地方平台等提供融资的重要工具。这类资产因收益率较高(通常比同期限标准化债券高1-2个百分点)且有底层资产抵押,一度是银行理财、信托产品的主要配置方向。

但资管新规明确要求非标资产需满足“期限匹配”“净值化管理”等要求,禁止资金池操作,导致金融机构发行非标产品的成本和难度大幅上升。例如,银行理财若要配置3年期非标资产,需发行3年期以上的封闭式理财产品,但投资者更偏好短期(1年以内)产品,这使得银行理财对非标的配置意愿显著下降。据统计,资管新规实施后,非标资产规模从峰值的约40万亿元下降至2023年末的不足25万亿元,非标资产供给的收缩直接减少了市场中高收益、中等风险资产的供给量。

(二)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行,优质资产筛选标准趋严

监管强化不仅限制了资产创造的渠道,还改变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在“防风险”主基调下,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的内部风控标准普遍提高,更倾向于配置高信用等级(如AAA级)、短久期、流动性好的资产,而对中低评级信用债、民营房企债、弱资质城投债等资产的配置意愿下降。例如,某国有大行内部信贷政策明确要求,对非核心区域的城投平台融资需“一事一议”,且融资成本需覆盖风险溢价;某大型保险公司则将信用债投资范围从AA+级收紧至AAA级。这种“资产偏好集中化”现象导致市场中本就有限的高信用等级资产(如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头部央企债)被过度追逐,进一步加剧了优质资产的稀缺性。

三、资金供给端的结构性变化与配置压力加剧

(一)居民财富向金融资产转移,理财需求爆发式增长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和房地产投资属性弱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过去,居民财富主要集中于房产(占比超60%),但近年来“房住不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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