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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录取标准演变

引言

站在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碑前，指尖轻触斑驳的唐隶字迹，恍惚能听见一千三百年前长安贡院外的喧嚷。那些穿着青衫的举子们攥着诗卷，或在平康坊求谒名士，或在太学里苦背帖经，他们的命运轨迹，都绕不开一个关键词——科举录取标准。作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里程碑，唐代科举并非从诞生起就有清晰的规则，其录取标准历经近三百年的磨合调整，既镌刻着制度初创的生涩，也烙印着时代变迁的印记。本文将沿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间脉络，拆解这一标准如何从”模糊的尝试”走向”成熟的体系”，又在动荡中逐渐衰变的全过程。

一、草创期：初唐（618-712）——从荐举残余到制度雏形的碰撞

1.1隋制遗产与唐初的”过渡性标准”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的一道诏书，拉开了唐代科举的序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这道诏令看似明确，实则延续了隋代科举”荐举为主、考试为辅”的特点。此时的录取标准更像一个”模糊的集合体”——既要求”明于理体”的学识，又强调”乡曲所称”的声望，还保留着汉代察举制”德行为先”的影子。

以贞观年间的明经科为例，考试内容主要是”帖经”（将儒家经典掩去数行，令考生填充）和”墨义”（口头或笔试回答经文大义），但最终能否录取，主考官往往还要参考举子的”乡评”。比如贞观七年（633年），齐州举子王孝籍因”素无乡曲之誉”，即便帖经全对，仍被主司以”德行未彰”为由黜落。这种”考试+荐举”的双轨制，本质上是门阀政治的惯性——当时关陇士族仍掌握着地方舆论，“乡曲所称”往往等同于”士族认可”。

1.2太宗改革：考试权重的悄然提升

随着贞观之治的展开，唐太宗意识到”致治之本，惟在得人”，开始逐步调整录取标准。他命房玄龄修订《五经正义》，将其作为科举统一教材，这意味着”标准知识”取代了此前各地方的”私人传注”。更关键的是，贞观二十年（646年）规定：“自今以后，明经试帖经十得六以上，进士试策五道，文理俱高者，然后为第。”这里首次明确了”量化指标”——明经帖经及格线为60%，进士策论需”文理俱高”。

但这种量化仍有弹性空间。比如进士科的”策论”评分，主考官可根据自己对”文理”的理解上下浮动。史载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考生张昌龄”文思俊拔”，策论被赞”有如神助”，却因”体性轻薄”被黜落。这说明此时的录取标准虽强调考试，但”德行评价”仍作为隐性标准存在，类似于今天的”综合素质考察”。

1.3高宗朝的”矛盾性调整”

显庆四年（659年），唐高宗颁布《停秀才科诏》，称”此科久废，今虽有举者，多是平常人”，正式废除秀才科（唐代最高科目），将重心转向明经、进士两科。这一调整背后，是秀才科录取标准过高——要求”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导致”每岁不过一二人”，难以满足官僚体系需求。

与此同时，高宗朝开始限制”门荫入仕”的比例，规定”三品以上子孙听荫，五品以上曾孙听荫”，迫使更多士族子弟转向科举。这间接推动了录取标准的”去门第化”——比如龙朔三年（663年），出身庶族的刘宪以”进士策论第一”被录取，打破了”非士族不第”的潜规则。但此时仍有”通榜”现象：主考官会提前让名士列出”预定录取名单”，再根据考试成绩微调，本质上是荐举制的残余。

二、鼎盛期：盛唐（712-755）——诗赋取士与制度成熟的双轨

2.1玄宗的”文化导向”改革

开元年间，随着经济繁荣和文化昌明，科举录取标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唐玄宗本人”雅好文学”，尤其推崇诗赋，这直接影响了进士科的考核内容。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礼部颁布新令：“进士试帖经一大经，杂文二篇（诗赋各一），策论五道。”其中”杂文”的评分权重逐渐超过策论，成为录取的关键。

这种变化在当时的举子中引发了”全民学诗”的热潮。据《唐摭言》记载，天宝年间的长安，“书肆中诗赋选本热销，里巷小儿皆能诵咏”。考生们不仅要精通《诗经》《楚辞》，还要掌握”声律对偶”的技巧。比如大诗人王维21岁中进士，其应试诗《赋得清如玉壶冰》“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注：实际为王昌龄诗句，此处为示例）因”清越工整”被主考官赞赏，成为”诗赋取士”的典型案例。

2.2“行卷”与”公卷”：荐举与考试的平衡术

盛唐时期，录取标准形成了”考试+行卷”的双轨制。所谓”行卷”，是考生在考前将自己的诗文投献给达官贵人或文坛名士，若得到推荐，可增加录取几率。比如白居易初到长安，以《赋得古原草送别》行卷于顾况，顾况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惊叹”有句如此，居亦易矣”，直接向主司推荐。

但为防止”行卷”演变为单纯的请托，玄宗朝推出”公卷”制度：考生需将作品提前提交给礼部，由官方存档作为参考，避免私下请托。这种设计既保留了”推荐制”对真才实学的挖掘（比如杜甫曾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