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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执行保障

引言

医疗纠纷调解作为化解医患矛盾的“缓冲带”，在维护患者权益、保障医疗机构正常运转、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较于诉讼的对抗性与高成本，调解以其自愿性、灵活性和效率性，成为医患双方更易接受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调解的最终价值不仅在于达成一份书面协议，更在于协议内容能否切实落地——若调解协议“签而不执”，不仅会让患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更会削弱调解机制的公信力，甚至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冲突。因此，构建完善的调解协议执行保障体系，是提升医疗纠纷调解实效、巩固调解制度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一、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执行的现实困境

调解协议执行难，是长期困扰医疗纠纷调解实践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从大量案例来看，执行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协议履行意愿不足：从“纸上承诺”到“实际行动”的断裂

部分义务人（多为医疗机构或患者一方）在调解过程中因急于解决纠纷而作出妥协，但协议签订后却因各种原因产生反悔心理。例如，医疗机构可能因内部财务审批流程复杂、对赔偿金额存在争议，或认为患者后续治疗费用超出预期而拖延支付；患者一方则可能因对协议内容理解偏差（如康复期护理责任划分不清）、收到第三方“协议赔偿过低”的建议，或家庭内部意见分歧，拒绝配合办理出院手续、返还医疗资料等约定义务。这种“签协议时一口应承，履行时推三阻四”的现象，直接导致协议沦为“空文”。

（二）强制力支撑薄弱：非诉调解与司法执行的衔接断层

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本质上是民事合同，其效力主要依赖双方自愿履行。尽管《人民调解法》规定，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可申请强制执行，但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限制。一方面，部分当事人因对司法确认程序不了解、嫌麻烦，或担心“走法律程序”影响关系，未主动申请确认；另一方面，即使完成司法确认，执行过程仍可能因义务人财产隐匿、转移，或缺乏明确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如个体诊所资产混同）而受阻。例如，某患者与社区诊所达成赔偿协议并完成司法确认，但诊所负责人在执行前将账户资金转移至亲属名下，导致法院执行陷入僵局。

（三）监督机制缺位：执行跟踪与反馈的“真空地带”

当前多数调解机构在协议签订后，往往仅完成“送达”环节，缺乏对履行情况的持续跟踪。调解组织既无权限调取义务人财产信息，也难以对拖延行为进行有效督促；卫生行政部门虽可对医疗机构进行行业监管，但主要聚焦医疗质量问题，对协议执行的介入缺乏明确依据；患者一方因信息不对称，难以掌握义务人履行能力的动态变化。这种“签完协议就结案”的工作模式，使得执行监督处于“谁都该管、谁都没管”的模糊状态。

二、调解协议执行保障的核心制度支撑

破解执行难题，需以制度为根基，构建“预防-确认-执行”全链条保障体系。其中，法律规范的完善、司法确认的强化与信用约束的引入，是三大关键支柱。

（一）法律规范：明确调解协议的效力边界与执行依据

我国《民法典》《人民调解法》《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调解协议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保障。例如，《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医患双方经调解达成一致的，应当签署调解协议书，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则赋予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但实践中仍需进一步细化规则：一是明确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要求，例如协议内容需具体（如赔偿金额需列明计算方式、履行期限需明确到日）、义务需具有可操作性（如“配合办理出院手续”应注明具体部门和联系人）；二是建立“预确认”机制，即在调解过程中由法院提前介入审查协议内容，避免因条款模糊导致后续执行争议。

（二）司法确认：打通非诉调解与强制执行的“高速通道”

司法确认程序是将调解协议转化为具有强制执行力法律文书的关键环节。为提升其利用率，需从三方面优化：其一，简化程序流程，推行“一站式”确认服务——调解机构可与法院建立联动机制，在调解成功后当场引导当事人提交确认申请，由法院派员现场审查，符合条件的当日出具裁定书；其二，降低申请成本，对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免收费用，减轻当事人负担；其三，强化审查标准，重点核查协议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否存在显失公平（如患者因急需用钱接受远低于实际损失的赔偿）、是否损害第三方利益（如医疗机构挪用其他患者救治资金支付赔偿）等情形，确保确认的协议既合法又合理。

（三）信用约束：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惩戒网络

将不履行调解协议的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是提升义务人履约意愿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对医疗机构而言，可将其履约情况与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医保定点资格、财政补贴等挂钩——例如，连续两次未履行调解协议的机构，在当年等级评审中予以扣分，情节严重的暂停部分医保结算权限；另一方面，对患者一方，可将恶意违约行为（如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赔偿、故意阻挠医疗机构正常运营）纳入个人信用记录，限制其参与公共事务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