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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文章：提升开放能力重在制度创新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同时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等作出重要部署。需以制度创新提升开放能力，更好凝聚开放共识，形成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合力。

回顾对外开放历程，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特色鲜明、成效卓著，形成以增量带存量、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渐进式开放模式，产生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正向效应。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货物贸易加速发展。199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606亿美元，攀升到世界第九位。2009年货物进出口规模扩大到22075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23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9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升至12.4%。2024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5.0%。随着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快速增长，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持续增强。贸易投资便利化积极推进，规模扩大、质量提升、结构优化、话语权增强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加快形成。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当前，改革开放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经过数轮侧重点不同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市场开放，成本低、冲击小、相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逐步开放到位。但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一些地区和部门对如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等新兴领域怎样创新国际合作方式等新问题上还存在困惑，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存在障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等领域开放成本高企、难度增大等问题还有待解决。从国际环境看，开放发展是世界和时代的主流，但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地缘冲突损害国际分工效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侵蚀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成果。新形势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迫切需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以更有效的制度创新，突进“深水区”，推动开放制度体系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加强顶层设计扩大自主开放。历史地看，世界大国均有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服务于不同战略目标来推进单边开放的制度安排。推动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自主开放，可考虑在实施进一步扩大免签证国家范围等政策措施基础上，加快经验复制推广，充分释放政策效应，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对外经贸、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科技合作、人员往来、文化交流中敢闯敢试，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稳步有序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拓宽开放渠道，创新对外开放模式，形成工具丰富、形式多样、覆盖面广、撬动力大、合规性强的“开放政策包”。

瞄准痛点堵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现阶段我国服务业开放进程整体上相对滞后，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也还有开放空间。这些既是存量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形成新一轮增量效应、释放潜力、提振信心的突破口。需深入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进一步合理缩减负面清单，落实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着力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重点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探索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药健康等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的国际合作新机制，促进新兴领域资本、技术、人才跨境流动；构建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长效机制，增强政策合规性、透明度；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南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打造新型国际合作的综合性公共平台。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以改革激发主体活力，在开放中加快技术进步，不断完善国内配套体系，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逐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合能力。面对个别国家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推行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不利影响，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较为完备的优势，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合作，积极推动双向投资的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培育具备产业链领导力和整合力的链主企业，打造创新、包容的供应体系，增强对全球供应体系的塑造力。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我国对外开放格局表现出较为突出的梯度特征，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在开放初始条件、要素禀赋、经营主体构成、改革与开放协同性、制度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距和不平衡长期存在。因地制宜是解决对外开放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实践要求和推进路径。需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优势，加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实现扩大开放重大战略举措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融合对接，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切实改善营商环境，加快配套服务业发展和商务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产业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