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的比较阅读.docxVIP

《岳阳楼记》的比较阅读

一、同题材作品的比较：以“登临感怀”为核心的情志抒发

《岳阳楼记》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其“记”体外壳下的强烈抒情性与议论性，尤其是通过描绘岳阳楼的朝暮之景、四时之景，引出“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的设问，最终落脚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境界和“先忧后乐”的济世情怀。这一写作范式，与中国文学史上诸多“登临感怀”类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存在着鲜明的差异。

与王粲的《登楼赋》相比，二者皆为登楼而作，皆有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与个人情志的抒发。《登楼赋》更多的是“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的个人漂泊之悲、怀才不遇之愤，以及对故乡的深切眷恋。其情感基调是沉郁悲凉的，虽有“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的用世之心，却被浓重的失意情绪所包裹。而《岳阳楼记》则不同，范仲淹虽也提及“迁客骚人”因景而异的“悲”与“喜”，但这只是铺垫，其最终目的是超越这种个人化的情感波动，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更高境界，并将这种境界导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政治抱负。可以说，王粲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其忧乐系于个人境遇；范仲淹则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物”亦可理解为天下之物、天下之理），其忧乐系于天下苍生命运。

再观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同样是登楼望洞庭，杜甫笔下的景象更为雄浑阔大，但其情感却更为沉郁顿挫。家国破碎、亲朋离散、老病孤舟的个人遭际与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紧密交织，使得“凭轩涕泗流”的悲怆具有了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这种悲，是忧国忧民之悲，与范仲淹的“忧”在精神内核上有相通之处，都超越了个人层面。然而，杜诗更多的是对现实苦难的深沉慨叹与无力回天的悲凉，而范文中的“忧”则更具积极进取、主动担当的精神特质，并以“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最终的价值指向与精神慰藉。一个是“沉郁的悲歌”，一个是“昂扬的壮歌”，皆感人至深，但格调与气象自有分别。

通过与《登楼赋》、《登岳阳楼》等作品的比较，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岳阳楼记》在“登临感怀”这一传统题材中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与艺术创新。它不再局限于个人情感的宣泄，而是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从而赋予了作品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崇高的美学价值。

二、同类“记”体散文的比较：从“状物”到“言志”的深化

《岳阳楼记》属于古典散文中的“记”体。“记”体文种类繁多，有亭台楼阁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等，其核心功能多在于记事、状物、写景、抒情。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遵循“记”体文基本特征的同时，又极大地拓展了其思想内涵与表现手法。

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相比，柳记以其精美的景物描写、幽深孤峭的意境和寄托其中的身世之感著称。如《小石潭记》对潭水、游鱼、树木的细致描摹，栩栩如生，而“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感受，则是柳宗元贬谪心境的真实写照。柳记的重心在于“状物写景”，并于景物描写中自然流露情感，情景交融的特点极为突出。《岳阳楼记》也写景，其对洞庭湖“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概括，以及“淫雨霏霏”、“春和景明”两种不同景象的描绘，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但其写景的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展现自然之美或个人心境，而是作为引出“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的引子，为后文的议论张本。可以说，柳记是“以景寓情”，景是主体，情是景的附属与升华；范记则是“因景生情，由情入理”，景是手段，情是过渡，理（即“先忧后乐”的思想）才是最终的落脚点和核心。

再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欧文同样是亭台记的佳作，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名句，道出了文人寄情山水、与民同乐的情怀。欧阳修也表达了“与民同乐”的思想，这与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关注民生方面有共通之处。但二者的“乐”也有区别：欧文的“乐”更侧重于与滁州百姓一同游赏山水、宴饮欢乐的即时性、具象性的快乐，带有一种旷达自适的文人雅趣；范文中的“乐”则是建立在“先忧”基础上的，是一种更为宏大、更为抽象、也更为理想化的，在天下人都得到安乐之后才有的快乐，具有更强的政治伦理色彩和历史使命感。从结构上看，《醉翁亭记》围绕“乐”字展开，景、情、事、理融合无间，但其议论成分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在叙事写景中自然流露。而《岳阳楼记》的议论则更为集中、更为鲜明、也更为深刻，是全文的灵魂所在。

通过与柳、欧等名家“记”体文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岳阳楼记》在“记”体文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它成功地将“状物写景”与“议论言志”完美结合，以前者为铺垫，以后者为核心，使“记”体文不仅具有文学审美价值，更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启迪意义。它标志着“记”体文从以叙事、写景为主，向以言志、说理为主的深化与拓展，展现了宋代散文“文以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