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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上诉后补的合同

201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张远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攥着一份皱巴巴的合同复印件。秋风卷起落叶掠过他的脚踝，像极了三年前那个同样萧瑟的下午——那天，他和合作伙伴李军在一家小餐馆里签下了那份改变两人命运的协议。此刻，这份协议却成了他上诉案中最致命的漏洞：合同签署日期晚于项目启动时间，而补充条款的笔迹鉴定显示存在篡改痕迹。

一、裂痕：从握手到对簿公堂

张远与李军相识于2016年的行业峰会。彼时张远经营着一家小型装修公司，李军则手握几个政府旧改项目的资源。两人一拍即合，口头约定合作承接某社区的翻新工程：张远负责垫资施工，李军负责协调关系并收取30%的利润分成。项目启动前，李军以“流程需要”为由，让张远先开工，承诺“合同后续补上”。张远念及对方是“圈内前辈”，又急于拓展业务，便带着工人进场了。

工程进行到第三个月，矛盾开始显现。李军迟迟未按约定支付第一笔进度款，反而以“材料不合格”为由要求更换供应商——而新供应商的报价比市场价高出20%。张远提出终止合作，李军却突然拿出一份打印好的合同，要求他签字确认。合同上赫然写着：“乙方（张远）需承担全部垫资风险，甲方（李军）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张远当场拒绝，两人彻底闹翻。

二、诉讼：缺失的“时间戳”

2018年，张远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军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违约金。庭审中，李军的律师抛出了致命一击：“原告声称2016年9月开工，但双方合同签署日期为2017年1月，请问在没有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如何证明施工行为系履行合同义务？”张远这才意识到，自己连一份能证明合作关系的原始文件都拿不出来。

更糟的是，为了在诉讼中占据主动，张远的前员工偷偷修改了自己保存的施工日志，将部分日期提前。这份“证据”被对方律师发现后，直接导致法院认定张远“存在伪造证据的故意”。一审判决下来，张远不仅败诉，还因“虚假陈述”被罚款5万元。

三、补签：绝境中的“救命稻草”？

收到判决书的当晚，张远在办公室枯坐到天明。桌上的案卷里，法官的一句批注格外刺眼：“若原告能提供项目启动时的有效协议，或可推翻现有事实认定。”他突然想起，2016年10月曾给李军发过一封邮件，附件是一份简单的合作备忘录，里面列明了工程范围和分成比例。可当他登录旧邮箱时，却发现邮件因超过存储期限已被自动删除。

就在张远近乎绝望时，李军的前助理突然联系他，愿意作证“李军曾多次要求拖延签署合同”。但没有书面证据，证人证言的效力微乎其微。张远的律师提出一个冒险的方案：“上诉期间，尝试与李军协商‘和解’，引诱他补签一份能证明原始合作内容的协议。”

这个提议让张远犹豫了三天。补签合同本质上是“为了诉讼制造证据”，一旦被法院发现，可能面临“恶意串通”的指控。但他看着工地上等着发工资的工人名单，最终咬牙决定冒险。

四、博弈：在法律边缘行走

2019年3月，张远通过中间人传话，表达了“愿意让步”的态度。李军果然上钩，提出见面详谈。谈判桌上，张远故意表现得“急于翻案”，主动提出“只要能证明2016年9月已达成合作，愿意放弃30%的违约金”。李军以为张远已无计可施，放松了警惕，同意签署一份“情况说明”，承认“双方于2016年9月达成口头协议，后续补签合同系补正手续”。

然而，当张远拿着这份“情况说明”去做公证时，却被公证处拒绝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份文件的形成时间是2019年，无法证明2016年的事实。若对方在法庭上主张是‘为了和解临时签署’，法院很可能不予采信。”

五、转机：藏在细节里的真相

就在上诉期限即将届满时，张远的女儿无意中翻出了他2016年的工作日记。泛黄的纸页上，2016年9月15日的记录写着：“今日与李军在工地碰头，他说区里王科长下周来视察，让我把安全标语换成红色。”这句话让张远猛然想起，那天他用手机拍下了李军在工地指挥工人挂标语的照片。

他立刻翻出旧手机，在尘封的相册里找到了那张照片。照片背景中，工地围栏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施工进度表，上面清晰地写着“2016年9月-2017年1月”。更关键的是，照片的EXIF信息显示，拍摄时间为2016年9月15日14点23分——这个时间点，恰好是李军声称“尚未开始合作”的阶段。

六、庭审：补签合同的“双刃剑”

二审开庭时，张远的律师首先提交了照片和日记作为新证据。李军的律师辩称：“照片只能证明双方有接触，不能证明存在合同关系。”此时，张远突然提出：“我方请求法庭传唤李军本人出庭，就2016年9月15日的工地活动接受质询。”

李军在法庭上支支吾吾，称“记不清具体日期”。当律师追问“为何2017年1月的合同中，工程范围与照片中的施工内容完全一致”时，他脸色煞白。最终，法院采纳了张远的证据，认定双方在2016年9月已形成事实上的合作关系。

然而，对于那份2019年补签的“情况说明”，法院却给出了耐人寻味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