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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市舶司进出口商品抽解比例考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随着指南针应用于航海、造船技术突破及“市舶”政策的完善，东南沿海港口与东南亚、南亚乃至东非的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核心机构，市舶司承担着“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的职责，其中“抽解”（即对进出口商品征收实物税）是其财政职能的关键环节。抽解比例的高低直接影响政府收入、商人利润与贸易规模，其演变过程既反映了宋代经济政策的灵活性，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对海外商品的需求结构。本文以宋代市舶司抽解比例为核心，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分析政策演变及商品分类差异，探讨这一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影响。

一、宋代市舶抽解制度的历史沿革

（一）北宋初期：抽解制度的草创与定型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南汉后，于广州设立首个市舶司，标志着官方系统管理海外贸易的开端。此时抽解制度尚处探索阶段，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初期“抽解无定制，率以十取其一”，但实际执行中存在“随其丰约而征之”的随意性。至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随着泉州、明州等市舶司相继设立，朝廷开始统一规范抽解比例。《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明确“海外诸蕃朝贡外，贾人舶船物货，每十算其一”，即抽解比例固定为10%，这一标准成为北宋前期的基准。

真宗时期（997-1022年），海外贸易规模扩大，朝廷对珍贵商品的需求增加，抽解制度出现分化。据《萍洲可谈》记载，广州市舶司已将进口商品分为“细色”与“粗色”：细色指珍珠、玛瑙、乳香等贵重物品，粗色为苏木、椰子、乌楠木等普通货物。此时细色抽解比例提升至15%，粗色仍维持10%，这一分类管理模式为后续政策调整奠定了基础。

（二）北宋中后期：抽解比例的动态调整与争议

神宗熙宁变法（1068-1085年）后，朝廷财政压力增大，市舶收入成为重要财源。为增加收入，熙宁九年（1076年）曾短暂将抽解比例提高至20%，但此举引发商人不满，“蕃商闻之，皆不来”（《宋史·食货志》）。权衡利弊后，朝廷于元丰二年（1079年）下诏恢复“旧法”，即细色15%、粗色10%的比例，但附加“博买”条款——官府以低价优先购买部分细色商品（如乳香），实际加重了商人负担。

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年），为鼓励贸易，朝廷尝试降低抽解比例。《宋会要辑稿》载，元祐五年（1090年）规定“抽解并以十五取一”，即无论粗细色均按6.67%征收。但这一政策因“岁入顿减”遭到地方官员反对，仅执行三年便废止，反映出抽解比例需在“开源”与“通商”间寻求平衡的矛盾。

（三）南宋时期：抽解制度的复杂化与区域差异

南宋偏安江南后，海外贸易地位更加突出，市舶收入占财政比重最高时达2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应对战争开支，抽解比例整体上调：绍兴二年（1132年），广州市舶司将细色抽解比例提至20%，粗色15%；绍兴十四年（1144年），泉州、明州跟进，“以十分为率，细色抽一分，粗色抽三分”（《宋会要辑稿》），此处“一分”即10%、“三分”即30%，可见粗色抽解比例因需求较低反而更高，反映出南宋对普通商品的财政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后期因“蕃商绝迹”（《宝庆四明志》），部分市舶司出现“折钱抽解”的变通——将实物税折算为现钱征收，比例则根据市场价格浮动。例如，庆元年间（1195-1201年）泉州对进口香料的抽解，“以时直（值）计之，十取其二”，即按商品当时市价的20%折钱，这一变化标志着抽解制度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过渡。

二、进出口商品分类与抽解比例的差异化实践

（一）进口商品的“细色”与“粗色”分等

宋代市舶司对进口商品的分类标准，核心是商品的稀缺性与价值。据《诸蕃志》《岭外代答》等文献记载，“细色”包括乳香、龙脑、珍珠、珊瑚、玳瑁、犀角等，多为供皇室与贵族消费的奢侈品；“粗色”则是苏木（染料）、吉贝（棉布）、椰子、乌木、硫磺等民间常用货物。两者抽解比例的差异，本质上是政府对高价值商品的“重点征税”策略。

以乳香为例，作为宋代最主要的进口香料，其抽解比例随政策调整最为频繁：北宋初期为10%，真宗时因皇室需求增加提至15%，南宋绍兴年间因财政紧张涨至20%。而粗色商品如苏木，北宋时抽10%，南宋因民间染料需求稳定，抽解比例一度降至5%（《云麓漫钞》），体现了“按需调整”的特点。

（二）出口商品的“禁榷”与“非禁榷”区分

与进口商品不同，宋代出口商品的抽解需结合“禁榷”制度（即官府垄断某些商品的出口）综合考量。《宋史·食货志》载，铜钱、铁钱、武器、粮食等属“禁榷物”，严禁私人出口；而瓷器、丝绸、茶叶、书籍等为“非禁榷物”，允许出口但需缴纳抽解。

出口商品的抽解比例相对稳定，多为10%，但存在“加抽”例外。例如，南宋时期因铜钱外流严重，朝廷虽严禁铜钱出口，但对已夹带出境被查获的铜钱，除没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