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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假药罪法律责任

引言

药品是关系公众生命健康的特殊商品，其安全性、有效性直接影响个体生存质量与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销售假药行为不仅破坏药品市场秩序，更可能因假药成分不明、疗效缺失或含有毒性物质，导致患者延误治疗、健康受损甚至死亡。我国始终将打击销售假药行为作为药品安全治理的重点，通过刑事、行政、民事责任的多重规制，构建起全方位的法律责任体系。本文围绕销售假药罪的法律责任展开，从法律定义、责任类型、司法实践难点等维度层层深入，系统解析这一罪名的规制逻辑与实践要求。

一、销售假药罪的法律定义与构成要件

要准确界定销售假药罪的法律责任，首先需明确其法律定义与构成要件。只有行为符合法定构成要件，才能被认定为销售假药罪并追究相应责任。

（一）假药的法律界定

假药的认定是销售假药罪的基础前提。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假药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本质属性为假药的情形，如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二是按假药论处的情形，如变质的药品，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药品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对假药的界定进行了调整，取消了“按假药论处”的表述，转而通过列举方式明确假药范围，更强调对药品实质危害性的判断。例如，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的药品，虽过去可能被按假药论处，但修订后若该药品在境外合法上市且未造成健康损害，可能不再直接认定为假药，体现了法律对合理用药需求的适度包容。

（二）“销售”行为的司法认定

“销售”是本罪的核心行为要件。司法实践中，“销售”不仅包括直接的买卖行为，还涵盖以有偿方式提供假药的其他形式。例如，医疗机构、药店通过柜台售卖、网络平台销售、赠送后收取费用等方式交付假药，均属于“销售”范畴。此外，为销售假药提供仓储、运输、广告宣传等帮助行为，根据共同犯罪理论，也可能被认定为销售假药罪的共犯。需要注意的是，无偿赠送假药是否构成“销售”？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若赠送行为以推广假药、吸引后续购买为目的，可能被认定为销售的预备或辅助行为；若单纯无偿赠送且无营利目的，则可能不构成本罪，但可能涉及其他行政违法责任。

（三）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

销售假药罪是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假药而销售。“明知”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通常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例如，行为人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货、进货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药品包装粗糙无正规标识、收到监管部门警示后仍继续销售等，均可作为推定“明知”的依据。若行为人确实因受欺骗、疏忽大意而销售假药，且无证据证明其主观明知，则不构成本罪，但可能承担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例如，某药店从正规医药公司采购药品，经检验为假药，若药店能提供完整的进货凭证、检验记录，证明已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则可能被认定为无主观故意，不构成销售假药罪。

二、销售假药罪的法律责任类型

明确构成要件后，需系统解析销售假药罪的法律责任体系。我国对销售假药行为采取“刑事为主、行政为辅、民事补充”的责任模式，三种责任既独立又关联，共同形成法律威慑。

（一）刑事责任：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刑事责任是销售假药罪的核心责任类型，体现了国家对严重危害药品安全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根据《刑法》第141条规定，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基本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

只要实施销售假药行为，无论是否造成实际损害，均构成犯罪既遂。例如，某网店销售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祖传秘方”，经鉴定为假药，即使尚未售出或购买者未出现健康损害，仍可能被判处基本刑。

加重情节：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主要指造成轻伤、重伤、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等；“其他严重情节”包括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或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且属于儿童用药、急救药品等情形。例如，销售用于治疗糖尿病的假药，导致多名患者血糖失控住院治疗，即可能适用加重情节。

特别加重情节：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

“致人死亡”是最典型的特别加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包括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或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且属于儿童用药、急救药品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等。例如，销售变质的抗癌假药导致患者死亡，行为人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

（二）行政责任：前置性的监管约束

行政责任是对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或刑事处罚外的补充性责任，由药品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行政机关依法追究。根据《药品管理法》规定，销售假药的行政责任包括：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销售的药品和用于违法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