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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致癌新机制与精准防控策略2026

自幽门螺杆菌（Hp）被发现以来，已历经四十载，它始终是医学界研究的热点与社会关注的焦点。据统计，去年全球关于Hp的SCI论文发表量高达约4000篇，其热度持续不减。在我国，Hp感染率仍处于约40%的高位，防控形势严峻。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五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CGC2025）期间，“消化医声”特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丁士刚教授系统梳理了Hp致癌机制的最新发现、高风险人群的精准识别以及未来防治策略的展望。

Hp诱发胃癌机制的研究进展：从单一病原到微生物协同

经过数十年的深入研究，Hp作为胃癌的直接风险因素已得到明确。在机制探索层面，研究也已取得了多维度的进展：

关键毒力因子：CagA蛋白的核心作用。其中，细胞毒素相关基因A（CagA）蛋白是被广泛认可的核心毒力因子。Hp通过其IV型分泌系统将CagA注入宿主胃黏膜上皮细胞，干扰细胞内的正常信号转导，模拟致癌蛋白，从而在胃黏膜病变的早期阶段——如慢性炎症、萎缩、肠上皮化生等关键环节——扮演了“助推器”的角色。CagA阳性菌株的感染，显著提升了胃癌的发病风险。新型标志物探索：硫氧还蛋白的发现。除了CagA之外，探寻其他高致病性标志物已成为当前研究的关键方向。自2004年起，丁教授团队便致力于从胃癌患者的黏膜组织中分离和培养Hp菌株，开展了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Hp分泌的硫氧还蛋白具备极强的致癌潜力。通过一系列体外研究、动物实验以及临床试验，硫氧还蛋白在推动癌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得到了充分验证。这项历时二十年的研究仍在不断探索深入，未来将向学术界呈现更为详尽的成果。微生态协同：从“单兵作战”到“集团军”。近年来，研究视野不断的拓展，表明Hp并非独自作战，其与口腔、胃内其他微生物的“协同作案”机制逐渐明晰。诸如口腔链球菌、咽峡炎链球菌等细菌，能与Hp构建复杂的相互作用网络，在胃癌发病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EB病毒（EBV）及某些特定真菌与胃癌的关联亦成为新的研究焦点。丁教授透露，其课题组在此领域已成功获取一项专利，相关研究成果正在整理与发表中。

如何精准识别胃癌高风险人群：超越Hp根除的后续思考

根除Hp能显著降低胃癌风险，已成为共识。然而，丁教授强调，根除治疗后并不能完全杜绝胃癌的发生，其发病率在特定人群中依然不容忽视。因此，如何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精准识别出那些即便在Hp根除后仍是胃癌高风险的人群，成为了当前临床实践与研究的核心挑战。

风险残留的原因探析

风险残留主要源于两方面：其一，是Hp虽被清除，但其遗留的某些成分，如CagA蛋白的抗体，或其所诱发的异常宿主免疫反应，可能仍在持续产生影响；其二，是前述提到的其他微生物感染，它们可能在Hp感染造成损伤的基础上，继续推动癌变进程。

精准识别的生物标志物探索

那么，如何识别这些“隐藏”的高风险者？传统依赖“根除治疗史”的方法存在局限，因为部分感染者可能未经治疗而自然消退。丁教授介绍了下述两项具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细菌残留印记：研究表明，即使根除Hp五年后，患者体内针对CagA蛋白的抗体水平仍显著高于从未感染过的人群，这或可作为一个长期的风险提示信号。宿主免疫记忆：Hp感染会在宿主体内留下深刻的免疫印记。特定亚型的T淋巴细胞具有免疫记忆功能，即使在病原清除后，这种记忆仍能持续很长时间。通过检测这类特异的T细胞，有望精准追溯既往的感染史并评估其长期风险。

病理学标志：解痉多肽化生（SPEM）

丁教授特别强调了一种重要的癌前病理变化——解痉多肽化生（SPEM）。在正常情况下，幽门腺分布于胃窦部。然而，当胃体部黏膜发生萎缩时，会出现一种类似于幽门腺的化生现象，即SPEM。SPEM被认为是肠上皮化生的前驱阶段，是胃黏膜癌变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在动物模型中，这一过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但在人体活检标本中，由于SPEM处于萎缩之后、肠化之前的动态演变期，其阳性检出率并非百分之百。尽管如此，一旦在病理检查中发现SPEM，便意味着患者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干预窗口期，此时若能进行有效干预，有望阻断其向肠化甚至胃癌的进展，从而显著降低胃癌的发病率。

未来，Hp相关胃癌的防治建议与研究计划

基于现有认知与挑战，对未来Hp相关胃癌的防治工作提出了系统性的建议与展望：

根除治疗的现状与挑战

丁教授重申，根据国内外共识，Hp感染一旦确诊，只要无抗衡因素，均应予行根除治疗。标准四联疗法（两种抗生素+质子泵抑制剂+铋剂）在我国的根除率仍能维持在80%以上。近期，包含大剂量阿莫西林和PPI的改良方案也显示出良好前景。然而，Hp防治最大的挑战仍是抗生素耐药性问题。

未来研究的核心方向：从“普遍治疗”到“精准防控”

在庞大的Hp感染人群中，最终发展为胃癌的仅占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