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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死9条宠物案被告原告都将上诉

一、案件回溯：13年陪伴犬的消逝与三年追凶之路

2022年9月的北京朝阳区首开畅颐园小区，本应是宠物犬们撒欢奔跑的温馨场所，却因一场人为投毒陷入黑暗。李女士（化姓）像往常一样将13岁的西高地白梗Papi带下楼遛弯，这只从她20多岁陪伴至30多岁的爱犬，是她人生重要阶段的“精神支柱”。然而，遛狗后不久，Papi突然出现尖叫、抽搐、吐血症状，虽经两家宠物医院全力抢救仍不幸离世。几乎同一时间，小区内陆续传来11只宠物犬中毒、9只死亡，以及2只流浪猫死亡的消息——一场针对动物的恶意投毒事件，就此撕开了平静社区的一角。

经警方调查，涉案危险物质为氟乙酸钠，这是一种剧毒鼠药，对人和动物均有极强毒性。半个月后，小区住户张某华被锁定为嫌疑人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从2022年案发至2025年12月11日一审宣判，这场“追凶”之路走了整整三年。期间，11名被害犬主联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宠物市场价、抢救费及精神损害赔偿；李女士更辞去工作，自学法律知识，成为这场诉讼的核心推动者。她的诉求直白而沉重：“我真正的希望是Papi回到我身边，但已经不可能了。”即便如此，她仍坚持用法律为逝去的爱犬“讨个说法”。

二、一审判决：从“宠物财产”到“公共安全”的司法突破

2025年12月11日，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在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法庭宣判。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被告人张某华有期徒刑四年。这一判决的关键，在于对“公共安全”的界定突破了传统认知。

传统司法实践中，针对宠物的恶意伤害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性。该罪名的量刑依据是“财物价值”，而宠物作为“特殊财产”，其市场价值往往被低估（如普通宠物犬市场价多在数千元至万元），难以覆盖主人的情感投入。但本案中，法院选择“投放危险物质罪”，核心在于张某华的投毒行为发生在小区公共区域，氟乙酸钠作为剧毒物质，不仅直接导致多只宠物死亡，更对不特定人群（尤其是儿童误触、误食）的生命健康构成潜在威胁。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14条“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其社会危害性远超单纯的“毁坏财物”。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从2023年10月一审开庭到最终宣判，历经九次延审。这既反映了司法机关对新型案件的审慎态度，也体现了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如何界定宠物的“财产属性”与“情感属性”？公共区域投毒对动物的伤害是否应纳入“公共安全”范畴？这些问题的探讨，为同类案件的裁判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上诉背后的争议：法律边界与情感价值的碰撞

一审宣判后，被告张某华当庭提出上诉；原告方（11名被害犬主）也明确表示将上诉。双方的诉求分歧，暴露出当前法律在宠物权益保护领域的空白与争议。

对被告而言，上诉的核心可能围绕“罪名认定”与“量刑过重”。张某华或辩称其投毒行为仅针对宠物，未直接造成人员伤亡，应定性为“故意毁坏财物罪”而非“投放危险物质罪”。若按“故意毁坏财物罪”，根据《刑法》第275条，“数额较大”（一般指1万元以上）的量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一般指5万元以上）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而本案中，9只宠物犬的市场价值总和可能未达“数额巨大”标准，量刑或低于四年。因此，张某华可能认为一审对“公共安全”的认定过宽，导致量刑偏重。

对原告而言，上诉的焦点则集中于“民事赔偿”与“精神损害救济”。根据现有法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主要限于“物质损失”，如宠物购买价、抢救费等；而“精神损害赔偿”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通常难以获得支持。李女士等犬主在诉讼中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审大概率未被全额支持。正如李女士所言：“Papi不是普通的‘财物’，它是家人。”但现行法律对“动物伴侣”的情感价值仍缺乏明确保护条款，这使得原告方即便在刑事层面“胜诉”，也难以在民事层面获得情感伤害的补偿。

四、社会启示：从个案到制度，宠物权益保护的进阶之路

此案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因其是“北京首例”，更因其折射出社会观念的变迁——宠物不再是单纯的“财产”，而是家庭的“情感成员”。这种观念转变，对法律与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司法需要更敏锐地回应社会情感需求。本案中，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已体现了对公共安全的全面考量，但民事赔偿中对“情感价值”的忽视仍显不足。未来或可探索在“财产损失”评估中引入“情感价值系数”，例如参考宠物陪伴时间、主人与宠物的情感联结程度等，合理提高赔偿标准。

其次，公共区域动物管理需完善规则。张某华投毒的直接诱因虽未明确，但小区内宠物管理混乱（如未牵绳、随地排泄）可能是矛盾激化的潜在因素。此案警示我们，社区需建立更完善的宠物管理公约，通过规范遛狗时间、设置宠物便纸箱、加强文明养犬宣传等方式，减少人宠矛盾，从源头预防极端事件。

最后，法律体系需填补“动物伴侣”保护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