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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虚构事实认定标准

引言

诈骗罪作为侵犯财产类犯罪的典型罪名，其核心在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与被害人“处分财产”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虚构事实”作为欺骗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既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诈骗罪的关键环节，也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界限。准确把握虚构事实的认定标准，不仅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的落实，更直接影响被害人权益保护与社会秩序维护。本文将围绕虚构事实的法律定位、核心特征、常见类型及实践难点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司法认定提供理论参考。

一、诈骗罪中虚构事实的法律定位

（一）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与虚构事实的关联性

根据刑法理论，诈骗罪的基本构造可概括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其中，“欺骗行为”是启动整个因果链条的源头，而“虚构事实”作为欺骗行为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贯穿于这一过程的始终。

从规范层面看，我国刑法对诈骗罪的规定虽未直接定义“虚构事实”，但通过“诈骗公私财物”的表述，隐含了对欺骗行为实质的要求。司法实践中，无论是“无中生有”的完全虚构，还是“避重就轻”的部分隐瞒，只要足以使一般人陷入错误认识，均可能被认定为虚构事实。可以说，虚构事实是连接行为人与被害人的“桥梁”，没有虚构事实的存在，诈骗罪的因果关系便无法成立。

（二）虚构事实在司法认定中的关键作用

虚构事实的认定直接影响诈骗罪的罪与非罪界限。例如，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核心区别，便在于虚构事实的“程度”与“目的”：民事欺诈通常是为了促成交易而对部分事实进行夸大，行为人仍有履行合同的意愿；而刑事诈骗中的虚构事实往往是“根本性”的，行为人从一开始便无履行能力或履约意图，其目的是直接非法占有财产。

此外，虚构事实的认定还关系到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例如，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别虽在于“合同”这一形式要件，但其本质仍需通过虚构事实的内容（如是否虚构合同主体、履约能力）来判断；再如，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差异，亦在于行为人是否虚构了“资金用途”“回报承诺”等核心事实。

二、虚构事实的核心特征解析

明确虚构事实的法律定位后，需进一步提炼其核心特征，以把握认定的关键要素。虚构事实并非简单的“说假话”，而是需同时满足虚假性、欺骗性与因果性三大特征。

（一）虚假性：与客观事实的实质背离

虚假性是虚构事实的本质属性，指行为人的陈述或行为与客观真实情况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既包括“完全虚构”（如编造不存在的公司、伪造从未发生的事件），也包括“部分隐瞒”（如隐瞒财产已被抵押的真相、掩盖商品存在重大瑕疵的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虚假性的判断需以“客观事实”为基准，而非行为人的主观认知。例如，行为人误以为某项目真实存在而向他人宣传，即使最终项目失败，也不构成虚构事实；反之，若行为人明知项目虚假仍刻意隐瞒，则符合虚假性要求。此外，“程度”是判断虚假性的重要维度：若虚构的事实仅涉及细枝末节（如夸大商品外观），一般不影响整体真实性；若虚构的是“关键事实”（如商品功能、交易主体资质），则可能被认定为具有实质虚假性。

（二）欺骗性：针对认知能力的针对性

欺骗性是指虚构事实的内容足以使“一般理性人”陷入错误认识。这里的“一般理性人”需结合具体场景判断，既包括普通公众的认知水平，也需考虑被害人的特殊属性（如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

例如，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诈骗中，行为人常虚构“专家身份”“疗效数据”，这些表述对具备医学知识的人可能不具欺骗性，但对缺乏相关知识的老年人则可能引发错误认知；再如，针对投资者的“项目诈骗”中，行为人若使用专业术语虚构“前沿技术”，即使普通公众难以识破，但对同行业从业者而言可能明显不合逻辑，此时需结合被害人的专业背景判断是否具有欺骗性。

（三）因果性：与财产处分的直接关联

因果性是虚构事实的“功能性特征”，即虚构事实必须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直接原因。若被害人虽因其他因素（如同情、误解）处分财产，即使行为人存在虚构事实的行为，也不构成诈骗罪的“虚构事实”。

例如，甲虚构自己患病需要手术的事实向乙借钱，乙明知甲说谎但出于同情仍借款，此时甲的虚构事实与乙的处分行为无因果关系，不构成诈骗罪；反之，若乙因甲的虚构事实信以为真而借款，则因果关系成立。司法实践中，需通过证据链（如聊天记录、证人证言）证明被害人的错误认识直接源于虚构事实，而非其他因素。

三、虚构事实的常见类型与司法认定

虚构事实在实践中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虚构内容的性质，可分为身份类、事由类与状态类三大类型，各类别在认定时需关注不同的重点。

（一）身份类虚构：伪造主体信息

身份类虚构是指行为人通过伪造、冒用他人身份或虚构特定身份，获取被害人信任。常见形式包括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医生、教师、企业高管等。

例如，行为人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