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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本原意确定性迷思中解释循环的哲学解构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法律解释实践长期以来被一种对文本原意确定性的追求所主导，尤其体现在对立法者或制宪者原意的探寻上。这种追求预设了法律文本具有单一、客观、可被发现的固定意义。然而，哲学解释学，特别是其关于解释循环的理论，对这种确定性迷思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本研究旨在运用哲学解释学的核心概念，对法律文本原意确定性的迷思进行哲学解构，重点剖析解释循环在法律解释过程中的运作机制及其对所谓原意可获致性的颠覆。研究采用理论思辨与文本阐释的研究方法，主要分析哲学解释学经典文献与法律解释理论的相关论述。研究认为，法律解释本质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过程：对文本整体的理解依赖于对其部分的把握，而对部分的理解又预设了对整体的某种前见；同时，解释者的前理解（历史、文化、法律传统、个人经验等构成的视域）与文本自身所蕴含的历史视域在解释活动中必然发生视域融合。这一过程决定了任何解释都不可能是一种对原意的纯粹复原或客观镜像，而必然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解释者与文本持续对话、意义不断生成的创造性活动。原意本身亦非固定不变的实体，其内容的确定依赖于解释者的视角和追问方式。因此，对法律文本原意确定性的执着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迷思。承认法律解释的内在循环性与视域性，并非导向虚无主义或任意解释，而是要求一种更负责任、更具反思性的解释实践，正视解释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主体性介入与历史性约束，并在具体的法律共同体中寻求意义的相对稳定性与公共可接受性。

关键词：法律解释；原意；确定性；解释循环；哲学解释学

二、引言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规范行为模式、分配权利义务的核心载体，其有效实施高度依赖于对其文本意义的准确理解和适用。因此，法律解释构成了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的枢纽环节。在漫长的法律思想史中，如何确保法律解释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预测性，一直是法哲学家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孜狗以求的目标。尤其是在成文法传统下，对立法者或制宪者在制定法律时所欲表达的原初意图或原始含义（统称原意）的追溯，被许多流派视为实现法律确定性、约束司法擅断、维护法治正当性的根本途径。无论是严格的文本主义、历史主义的意图探寻，还是某些形式的原旨主义，其背后都潜藏着一个共同的认识论预设：法律文本蕴含着一个确定的、独立于解释者而存在的原意，解释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恰当的方法，客观地发现并复原这个原意。

然而，这种对法律文本原意确定性的信念，在哲学层面遭遇了深刻的挑战，其中尤以哲学解释学的洞见最具颠覆性。自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以降，特别是经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转向和伽达默尔的深化发展，哲学解释学揭示了理解本身所具有的根本性的解释学循环结构以及理解的历史性与视域性特征。解释循环并非早期解释学所认为的可以通过方法论克服的逻辑谬误，而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我们总是带着既有的前理解（偏见、传统、语言）去接近文本，这种前理解塑造了我们对文本的初步预期，而在与文本的互动中，这种预期又不断被文本所修正、深化，从而形成新的理解，进入下一轮循环。理解不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单向把握，而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现在与过去之间持续进行的、视域不断融合的对话过程。

如果哲学解释学所揭示的理解的本性是普遍有效的，那么它必然对法律解释领域中关于原意确定性的迷思构成致命一击。当我们将法律文本（无论是宪法、法律还是合同）视为解释的对象时，解释者（法官、律师、学者乃至普通公民）同样无法摆脱解释循环的规定性。他们不可能以一种零度状态去发现一个纯粹客观的原意。相反，他们必然带着自身的法律知识背景、价值观念、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对案件具体情境的判断等复杂的前理解结构去阅读和阐释法律文本。这些前理解不仅影响着他们如何划分文本的部分与整体，如何选择相关的历史语境，甚至影响着他们如何界定原意本身所指涉的对象（是作者的主观心理意图，还是文本在当时语境下的客观公共含义？）。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哲学解释学关于解释循环的理论，具体是如何解构法律解释中原意确定性这一迷思的？解释循环的各个环节（前理解、部分与整体、视域融合）在法律解释实践中如何具体运作？这种解构对于我们理解法律解释的性质、法律的稳定性与变迁性以及司法裁判的正当性，具有何种深刻的意涵？

本研究的目标并非彻底否定法律解释追求确定性和客观性的努力，也非主张一种无法无天的解释相对主义。恰恰相反，本研究旨在通过哲学层面的深刻反思，揭示对原意确定性的执着是一种不切实际且可能带来负面后果的迷思。通过深入剖析法律解释中不可避免的解释循环，本研究试图论证，法律意义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的、主体介入的过程。承认这一点，并非放弃法治，而是为寻求一种更符合人类理解本性、更具反思性和公共性的法律解释实践奠定哲学基础。本文将首先回顾法律解释理论中关于原意与确定性的主要观点，以及哲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