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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法传统民事调解现代转化中程序正义缺位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民事调解根植于中国情理法的深厚传统，被视为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基层治理的重要东方经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调解的地位被空前强化。然而，这场以情理法传统为基础的现代转化，正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内在危机，即程序正义的结构性缺位。本研究采用法哲学与批判性理论分析方法，旨在辨析情理法传统的内在逻辑（如职权主义、实质主义、道德主义）与现代程序正义的核心价值（如中立性、自愿性、正当程序）之间的根本性张力。研究认为，情理法传统对实质和谐与社会秩序的极致追求，使其在现代转化中极易与效率主义、维稳主义的治理目标相结合，从而将程序正义视为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或绊脚石。这种缺位并非简单的技术疏忽，而是一种结构性排斥。它导致了调解实践的异化：调解从一种当事人自主的纠纷解决方式，异化为一种软性的社会管控工具；自愿原则被被调解所侵蚀；调解员的中立被父爱式的道德劝导所替代。这种程序正义的缺位，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更从长远上侵蚀了调解制度乃至整个司法体系的公共信任。本研究主张，中国民事调解的真正现代化，必须实现从情理法的传统自觉向程序正义的现代自觉的范式转型，将程序保障作为调解合法性的根基。

关键词：情理法；民事调解；程序正义；现代转化；缺位

二、引言

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宏大叙事中，民事调解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被视为传承以和为贵、无讼等优秀法律文化的载体，更在枫桥经验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诉源治理的重大使命。从法院的诉调对接到遍布城乡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一张庞大的调解网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嵌入社会生活。这一调解优先的治理转向，其深层的文化基因，正是根植于中国数千年法律实践的情理法传统。

情理法传统并非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一套具体的纠纷解决逻辑。它强调在处理纠纷时，不能仅仅依赖僵硬的法律条文（法），更要充分考量个案中的人情世故（情）与社会的公序良俗（理）。其追求的最高目标，不是法律权利的清晰界分，而是社会关系的修复与实质和谐（案结事了）的达成。这种灵活、温情、注重实质效果的传统，在历史上为维护社会秩序、修复伦理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下也因其高效、便捷、成本低廉而备受推崇。

然而，当我们以法治现代化的标尺来审视这场声势浩大的调解运动时，一个深刻的悖论便浮出水面。现代法治不仅追求实质正义，更将其合法性的根基建立在程序正义之上。程序正义所要求的自愿性、中立性、透明度、可预期性以及对当事人尊严的保障，被视为约束权力、保障权利、达致看得见的正义的根本前提。问题在于，以情理法为底色的中国民事调解，在其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似乎天然地与程序正义的核心要求存在着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正日益显现为调解实践中程序正义的严重缺位。在诉源治理和结案率的强大绩效考核压力下，调解的效率价值被无限放大，而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却常被耐心劝导乃至软性胁迫所取代。在情理法的传统惯性下，调解员常常扮演起清官或大家长的角色，以为你好的名义主动介入、明辨是非、道德评判，其中立性因此大打折扣。为了追求一个情理兼顾的圆满结局，当事人清晰的法定权利可能被模糊化处理，案件的事实与情感、法律与道德被混为一谈，整个调解过程缺乏透明度和规范性。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根植于情理法传统的民事调解，在其现代转化的过程中，是如何以及为何导致了程序正义的结构性缺位的？这种缺位仅仅是转型期的技术性偏差，还是源于情理法传统与程序正义理念之间不可调和的内在冲突？这种缺位又将对调解制度的合法性、公信力乃至整个法治建设产生何种深远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的目标，正是要对这一缺位现象进行法理上的深度诊断。本文将首先回顾情理法、民事调解与程序正义的相关研究，明确本研究的理论切入点。随后，将阐明所采用的理论分析与批判性研究方法。在核心讨论部分，本研究将系统性地解构情理法传统的内在逻辑，并将其与程序正义的核心要素进行对勘，揭示二者在调解员角色、过程控制、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根本性冲突，并分析这种冲突在当前治理绩效主义下被急剧放大的机制。最后，在结论中总结研究观点，并探讨中国民事调解在坚守本土资源与拥抱现代法治价值之间可能的调和路径。本研究期望通过对这一核心张力的揭示，为中国民事调解的健康发展和法治的深化改革提供反思性的理论参照。

三、文献综述

本研究旨在探讨情理法传统下的民事调解在现代转化中程序正义缺位的问题。这一跨学科议题要求研究者必须同时涉足中国法律传统、现代民事调解实践以及程序正义理论三个知识领域。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将围绕这三者的交叉地带展开，以期发现理论的空白与本研究的切入点。

首先，关于情理法传统的研究是本研究的历史与文化基础。梁治平、瞿同祖、滋贺秀三等学者的经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