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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法传统在民事调解中的现代转化与程序保障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情理法作为中华法律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实践智慧，长久以来深刻地塑造了我国的纠纷解决方式，尤其在民事调解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强调在裁断纠纷时，应综合考量人情事理（情）、社会公允与道德原则（理）以及国家制定法（法），追求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统一。这种传统在现代法治建设的宏大背景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构压力。一方面，它所蕴含的柔性、和谐与实质正义的价值追求，契合了现代社会治理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需求，是构建枫桥经验现代版的重要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其对情与理的过度倚重，亦潜藏着人治、主观擅断、忽视个体权利、程序虚化乃至和稀泥的风险，与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权利本位、程序正义和法律至上原则存在深刻张力。本研究旨在探讨情理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民事调解实践中进行现代转化的必要性与可行路径，核心在于分析如何通过构建严谨有效的程序保障机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本研究主要运用法教义学分析、规范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剖析情理法各要素在现代法治语境下的内涵重构。研究认为，情理法的现代转化，绝非简单地抛弃传统，而是要实现从情理为本、法为末向法为基石、理为核心、情为路径的范式转变。此种转化必须依赖于一系列刚性的程序保障，包括但不限于：对调解自愿原则的绝对坚守、对调解员中立性与赋能角色的清晰界定、对调解协议合法性审查的实质化，以及对当事人程序性权利（如知情权、退出权）的充分尊重。唯有通过程序之法来规训与引导情之运用与理之阐释，才能使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焕发生机，实现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真正融合。

关键词

情理法；民事调解；现代转化；程序保障；调解制度

二、引言

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民事调解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东方经验的集中体现，调解不仅被视为一种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纠纷解决方式，更承载着修复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治理功能。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到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对调解制度的倚重与推崇，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而情理法传统，正是这片土壤的核心滋养。与西方诉讼中心主义所依赖的严格法律适用和对抗式程序不同，情理法传统指导下的调解，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法律条文的、更为周全的事了人和。调解员（无论是法官、人民调解员还是特邀调解员）往往深入纠纷的肌理，探寻当事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情）、评判是非曲直的社会公理（理），并在此基础上参照（而非机械适用）国家法律（法），最终促成双方的和解。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和法治理念的日益普及，这种依赖传统智慧的纠纷解决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现代性挑战。首先，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个体权利为本位的陌生人社会，传统的以情（如亲情、乡情）为基础的权威—依附型调解，越来越难以应对复杂的商业纠纷和权利意识觉醒的个体。其次，现代法治的核心是规则之治与程序正义。情理法传统中情与理的模糊性、主观性，极易导致调解过程的随意性，甚至演变为压制型调解或和稀泥式的非正义妥协。调解员可能以社会稳定或大局为名，利用情感或道德压力，迫使一方当事人放弃其合法的程序权利或实体权利。这种情理对法的僭越，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与司法的公信力。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核心问题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是应当将情理法这一传统视为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的人治残余而予以彻底抛弃，还是应当（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使其在保留柔性与人文关怀优势的同时，被成功地纳入法治化、程序化的轨道？如果情理法传统仍具有现代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如何界定？其在民事调解中的运用边界何在？

本研究的目标正在于此。本文不旨在对情理法传统作简单的价值褒贬，而是试图直面其在现代民事调解实践中的复杂面相。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是，深入分析情理法传统得以在现代法治框架内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理，并重点探讨必须为其配备的程序保障体系。本文认为，情理法的现代转化，关键在于对其三要素的内涵与关系进行重构：即从传统情理主导、法律辅助的模式，转变为法律设定底线、理性（理）作为裁量核心、情感（情）作为沟通技艺的新模式。而实现这一转化的唯一路径，就是建立一整套严密、刚性的程序性规范，用以约束调解权力的行使，保障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将系统梳情理法与民事调解的相关文献；其次阐明本研究的分析方法；再次，本文将重点分析情理法传统在现代调解中的双重性、其三要素的现代内涵重构，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实现转化的核心程序保障机制；最后，本文将对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未来展望。

三、文献综述

围绕情理法与民事调解这两个核心议题，国内学术界已经积累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分别从法哲学、法律史学、社会学以及程序法学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首先，关于情理法传统的研究。这部分文献主要集中于对该传统的